​国徽背后的故事

国徽背后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按下电钮，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军乐队现场奏响了高昂激扬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了。然而，不少人可能忽略了一个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没有悬挂国徽。

国徽与国旗、国歌一样，都是国家的标志，是国家主权与尊严的象征。那么，开国大典升起了国旗，奏响了国歌，为什么没有悬挂国徽呢？

这里面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熟知的故事。

征集图案不理想，国徽设计推迟确定

1949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成立新中国，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民主团体的面前。这一年的6月15日至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召开，设计国徽的工作也被提上了议程。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工作小组，其中第六小组的任务，就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第六小组由著名教育家马叙伦任组长，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著名作家沈雁冰任副组长。第六小组决定，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向全国发出征集国徽草案的启事。

7月15日至26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发布的新中国国徽图案征稿启事。在这个启事中，对于国徽设计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形式须庄严富丽。

国徽征稿启事发表后，各地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共收到应征稿件112件，图案900幅。投稿者既有高级领导干部、将军、著名艺术家、学者，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

8月24日，第六小组开会讨论国徽应征图案。大家发现，尽管应征图案数量不少，但与拟定的设计思路差距较大，符合要求的一幅都没有。考虑到国徽的设计比国旗、国歌更为复杂，专业性更强等特点，会议提出建议：国徽不再搞社会征集，而是“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

开国大典在即，时间紧迫。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邀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等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的意见。当时，国旗与国歌都有了进展，唯独对国徽图稿与会者意见很不统一。毛泽东感到马上拿出国徽方案很不现实。他站起来，环视大家后平静地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他的意思是，国徽可以等开国大典结束后再去决定。但人们的意见仍旧不能统一，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决定：“原小组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9月27日，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4个决议案，国徽图案没有提交全会讨论。就这样，在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的国徽未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确实让许多人感到了些许的遗憾。但是，作为国家特有标志的国徽，是关乎国家形象与尊严的大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新中国的国徽未能在开国大典“亮相”，正说明共和国的创立者在国徽问题上的慎重与实事求是，是对国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表现。

几经周折，总算统一了设计思路

根据9月25日座谈会的讨论结果，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国徽图案邀请专家另行拟制，马叙伦、沈雁冰领导原第六小组成员组成国徽组和国徽审查小组，继续主持拟制国徽的任务。周恩来指示，应多吸收一些专家来共同设计国徽。马叙伦等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两个设计组负责国徽的设计工作。10月23日，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组成立，由梁思成挂帅。同时，中央美术学院在张仃领导下也成立了国徽设计组。

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时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教授。他的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学术泰斗。他率领的国徽设计组主要由林徽因、莫宗江等建筑学家和教师组成。

张仃，著名美术家，全国政协会议会徽的设计者。开国大典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曾调到中南海总务处任艺术顾问，负责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会场、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等场合的美术设计。开国大典后，他到中央美术学院任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他带领的国徽设计组主要由张光宇、周令钊等美术家和美术教师组成。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两个设计组分别拿出了自己的设计成果。首先是清华大学营建系林徽因等人提出一个国徽图案。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太太，也是国内著名建筑学家，时任清华大学营建系雕饰学教授。她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以民族形式的玉璧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整体。随后，张仃等人拿出了自己的设计图案，这个图案仿政协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体元素，包含有齿轮、嘉禾和五角星。

以上两个图案各有其特点，林徽因的图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则使图案在严重中透出美感，用玉璧造型已具备了国徽是浮雕而不是一幅图画的特征。张仃的图案则大胆地采用以天安门为主体元素，同时也突出了色彩鲜艳，风格写实朴素的风格。

随着两个不同方案的提出，在中央美院与清华大学的设计专家中还引起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国徽中应当不应当采用天安门图形。张仃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又是刚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地方，选择天安门作为国徽主体，辅以齿轮、嘉禾、五星，这样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就很充分了。而梁思成等人则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华表、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怎么能把封建皇权的象征变成人民政权的象征呢？

1950年6月11日，两个国徽图案同时被提交到全国政协国徽组会议上。与会者经过讨论，普遍认为两个图案各有所长，但“均未恰当”。关于国徽中是否采用天安门图形的问题，与会者的意见比较统一。张奚若发言说：“我个人感觉用天安门是可以的。”沈雁冰表示：“我对采取天安门图形表示同意。”会议经过讨论，原则上同意采用天安门图形作为国徽图案的主体，并提出了一些色彩、图饰等方面的修改意见。

政协全会审议通过了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国徽图案

按照政协国徽组会议确定的设计原则，两个专家小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图案设计。由于意见统一了，思路明确了，进度也就明显加快了。到了6月15日，两个小组分别拿出了自己的新设计稿。

清华大学与中央美院的设计团队，都是由国内一流专家组成。但就两个学校来讲，清华大学具有明显的优势。清华不仅拥有众多国内一流设计专家，还具备国内一流的技术手段。当时画家画天安门只能依靠目测，画出的图案比例不够精确，而清华大学营建系在这方面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有梁思成、林徽因参加的中国营建学社就测绘了天安门、端门、午门等北平中轴线上的古建筑，测绘图就保存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有了天安门的实测图，他们拿出的设计图案，就显得更加精确而且合乎比例。

6月15日晚8时，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两个专家组分别设计的新方案。现场气氛热烈，与会者畅所欲言。综合多数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最后总结说，清华大学的方案在艺术上成熟，结构完整而统一，图下面的带子连结在一起，象征着工农大团结。金色与红色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特点。从各方面综合起来看，他们的设计比中央美院的设计更能体现新中国的国家特征和政权特征，形式也更显庄严富丽。会议最后确定，将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送政协大会表决。

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中心部分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城楼，城楼正中上方是四个金色的小五角星以半弧形环绕一个金色的大五角星。国徽的四周，是由两把金色的麦稻穗组成正圆形的环；麦稻秆的下方交叉点上，是一个金色的圆形齿轮。齿轮的中心交织着红色绶带，绶带向左右绾住麦稻穗而下垂，把齿轮分成上下两部分。

6月17日，梁思成等人将国徽图样及设计说明书报送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20日，国徽审查小组最后一次开会讨论计方案，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只是对设计的细节提出一些建议。最后周恩来提议：写一个解释书，将梁思成绘制的图案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以便表决时看得更清楚一些。次日，马叙伦、沈雁冰将国徽审查情况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6月23日下午4时，全国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一届二次会议。经会议主持人毛泽东提议，全体代表以起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最终确定下来。

高庄塑造的国徽模型获得周恩来高度评价

有了国徽图案并不意味着国徽的诞生。国徽与国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国旗只要确定了图案及制作说明，人们很容易就能够制作出一面面合乎规范的国旗。国徽就不同了。在许多情况下，国徽要悬挂于建筑物的上方中央，是一种立体浮雕形象。从平面设计到立体浮雕模型，还要有一定的大小系列，以供不同场合使用，这对艺术雕刻的要求很高，需要专门的雕刻家来完成。

中央将这项工作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营建系又将制作国徽模型的艰巨任务交给了雕刻专家高庄教授。任务下达时已是那年的7月，中央要求尽快拿出模型，以便在建国一周年之前对外公布，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让国徽与国人见面，而当时离国庆周年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了。

高庄接受任务后，首先仔细研究了平面国徽设计图案，发现根据这个图案塑造模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图案中的稻、麦秆向外弯曲，比较杂乱；红绶带理不清来龙去脉，城墙也显得有些弯斜。他本着对国徽高度负责的精神，对设计图案做了大胆修改。但这样一改动，又引来了不少意见。因为大家认为国徽图案经过众多专家长时间的研讨修正，又经过了政协全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任何人都不应当仅凭个人见解就随意改动。高庄听到这些意见感觉到了压力，但他不准备放弃修改。他将自己的意见对梁思成讲了。梁思成赞成他的意见，但对于是否应当修改国徽图案也无法决定。因为毕竟图案已经由政协全会通过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

面对压力，高庄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大胆举动，他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坦率地讲了自己对国徽图案的修改意见。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信中他还写了这样的话：“主席，您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有些朋友觉得他这样写不够妥当，但他坚持把信寄了出去。不久，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来到清华大学，转达了毛泽东对修改国徽的赞同意见，并鼓励高庄说，你大胆地改，祝你胜利，祝你成功！

毛泽东的支持与鼓励，使高庄备受鼓舞。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高庄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国徽立体模型的艺术塑造中，营建系的其他专家也全力配合。遵照周恩来提出的国徽形象要向上和响亮的要求，他们参考了大量古今中外艺术资料，改变了原图案中麦稻穗参差不齐，绶带来龙去脉章法不清等缺陷，解决了麦稻穗凹处留有缺口的问题，使国徽模型看上去更加刚劲、协调、庄严、浑然一体。

1950年8月18日，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召开专家讨论会，评审高庄等人提交的国徽模型，周恩来参加了那天的评审会。当他看到新的国徽模型后，连连称赞，兴奋不已。会议同意高庄等人修正的国徽浮雕图案。9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邀请一些专家商谈国徽的公布、制造及颁发问题。同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国徽及图案说明。与此同时，各大报纸还刊登了国徽石膏模型照片、国徽图案说明以及根据国徽石膏模型绘制的“国徽方格墨线图”和“国徽纵断面图”。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宣告诞生，新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庄严标志。

金光闪闪的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由于开国大典未能悬挂国徽，曾给不少人留下遗憾。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将第一枚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成为许多人的心愿。

高庄塑造的国徽立体模型是在8月中旬完成的，此时距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只有40多天时间了。如果在今天，利用40多天时间做一枚金属国徽自然不成问题，但在当年的物质与技术条件下，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制作出通体金属国徽是很难办到的。为了保证在建国一周年纪念日能够将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有关部门决定先赶制一枚木质国徽，悬挂金属国徽的事情先放一放。

赶制木质国徽的任务交给了张仃教授。张仃曾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团队参与设计了国徽图案，如今按立体模型制作木质国徽自然不成问题。在他的领导下，美术供应社的员工按时完成了木质国徽的制作任务。

国徽有了，如何将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二层檐下，也不像今天这样简单。当时的安装设备十分简陋，没有高空作业机械可供使用，张仃教授便与美术供应社的员工一起，采用原始的高空作业方法，在天安门前一节一节地搭脚手架，终于把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二层檐下的正中央。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方的正中央，赫然高悬着一枚国徽。国徽呈圆形，金光闪闪，引得广场上的人们驻足仰视。看着那金光闪闪的国徽，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枚国徽是木质的。

木质国徽毕竟只是临时的应急之作，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就容易变形褪色，因此，必须抓紧制出金属国徽把木质的替换下来。

其实，在国徽立体石膏模型制作完成后，有关部门已经把铸造金属国徽的任务放下去了，承担这项任务的是沈阳第一机床厂。

沈阳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沈阳第一机床厂是当时国内有名的大型机械制造工厂，技术条件过硬。工厂接受任务后，厂领导和全厂职工都把铸造国徽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工厂指派铸造技术尖兵焦百顺担此重任，抽调若干名技术过硬的工人组成铸造小组，开始夜以继日地攻关作业。

国徽铸造要求的工艺技术精度很高。为了保证浇铸出来的国徽严整光滑，纹理清晰，特别是麦稻穗的麦粒和稻粒清晰美观，就必须要有十分精确的模具，还要严把浇铸关。国徽的质地为铜铝合金，其中铜占8%，铝占92%，两种金属的比例不同，熔点也不一样，浇铸时的火候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为此，焦百顺和他的铸造小组齐心协力，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闯过一道道技术难关，提前完成了国徽铸造任务，为新中国铸造出了第一批近10枚不同尺寸的金属国徽。

1951年5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国际劳动节。在人们欢度节日的喜庆气氛中，沈阳第一机床厂铸造的一枚直径为1000毫米的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替换下了原来那枚木质国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