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开国政委张云逸的军中往事

「党史故事」开国政委张云逸的军中往事

张云逸（1892—1974），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的政治委员任职履历有：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校长，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他还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1955年，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

■从“险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到红7军军长■

张云逸，广东文昌县（今属海南）人，原名张运镒，曾用名张胜之，16岁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旋秘密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广州之役，张云逸将军踊跃报名参加“先锋队”（即敢死队），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

1911年4月27日，“先锋队”随黄兴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激战半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却。其时，清军围逼，张云逸等人被困于一民宅中。翌日晨，张云逸挎竹篮，佯装买菜，上街探视，以觅突围道路。回返之际，见所居民宅清军林立，所有同志皆被枪杀，血染街头，而将军得以幸免。故张云逸将军自言：“险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

1912年，张云逸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入军阀部队，从事秘密反袁世凯的斗争，历任粤军排长、连长、营长。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长，与国民党诸将领友善，交往甚多，如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薛岳、杨虎城等。

1926年11月，张云逸在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4岁。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张云逸的儿子张光东曾问父亲：“当初为何要入党？”张云逸答：“你太小，你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有多黑暗。”又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入党的。”

1934年1月，张云逸奉博古指示入闽，任中共驻19路军军事联络员，与方方共同参与同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反蒋之谈判。将军曾撰文《一次重大的失策》，详述此事。

在北伐战争中，张云逸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职，曾向张发奎力荐共产党员卢德铭出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后来，卢德铭率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在张云逸的秘密支持和掩护下，第4军第25师大部分武装由李硕勋、周士第率领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9年3月，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取胜，俞作柏、李明瑞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中分化出来，控制了广西局势。7月，张云逸被中共中央派往南宁，由广东海军司令陈策举荐，打入广西军阀俞作柏、李明瑞的部队，被任命为军官教导总队总队长兼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和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在前往百色的途中第一次碰面，并共同策划和组织了著名的百色起义。

10月，俞作柏、李明瑞冒险反蒋，大败。俞作柏远走香港，李明瑞撤到龙州。此时，张云逸果断地利用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打开省军械库，得步枪五六千支及大炮、电台和大量弹药。邓小平令人备好10余艘汽轮和木船，从水路沿右江而上，运走军械和弹药。10月22日，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与警备第4大队步行到百色。警备第5大队则在俞作豫带领下开到了左江地区的龙州。

12月11日，百色城头高举义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正式诞生。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和前委书记。是时，左右江红色区域有20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1年1月，红7军奉命由全州北上，往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史称“小长征”。曾任张云逸将军随从医生的欧阳山回忆道：红7军“小长征”，半年时间竟至千里。张云逸与士兵同薪饷，同衣食，同甘苦，同祸福，布衣蔬食，精神乐观。每到宿营地，将军必至炊事班，拾柴、烧火、煮饭、炒菜，忙得不亦乐乎，故大家均称之为“老火头军”。

一天，张云逸将军于行军路上见一伤员一瘸一拐地行走，步履艰难，便上前相扶。伤员大惧，避之。将军不解，人告之曰：此伤员已安置老乡家，是偷偷跟来的。将军闻之神情肃然，传令：“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就是不能丢掉伤员。”此语遂遍传全军，伤员闻之无不动容奋进。

■力荐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1931年2月，红7军在抢渡乐昌河（即武水）战斗中，前头部队55团在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带领下胜利地过了河，后续部队被敌炮火截断。林青（曾参加百色起义，后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在回忆张云逸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后续部队的张军长当机立断，命令58团和军部直属队迅速后撤，迂回于崇山峻岭中，并妥善安置了伤员。”

张云逸也曾著文回忆此事：“之后，我们回到永新，对湘赣省委提议，我们要去找55团，省委同意了。于是我们从永新南下。这时，55团在李明瑞、许卓两同志的率领下也正在找我们。（55团到达崇义时，小平同志到中央汇报去了，由许卓代理政委。）”

“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造反派质疑此事，问询于张云逸将军。将军答：“邓小平在崇义离开红7军到中央汇报工作，是经过前委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的。”

据史载，红7军赴江西途中，渡乐昌河，即被敌军从中拦截。邓小平率先头部队于河东，张云逸殿后于河西，遂断联络达数月。故张云逸对家人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文革”中，专案组要张云逸写“揭发”邓小平的材料，张云逸断然回绝：“据我所知，邓小平的历史是清白的。如果说朱（德）毛（泽东）是一体，那么邓（小平）张（云逸）也是一体的。”

1931年12月起，张云逸历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一局）局长，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3年8月，在八一建军节之际，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张云逸二等“红星奖章”。

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于国共两党意见分歧，军长人选一直悬而未决。张云逸为此力荐叶挺出面领导抗日。

张云逸与叶挺曾是同学，同为张发奎部属，亦同为北伐战友。为此，张云逸奉党中央之命，化装为华侨阔佬，西装革履，秘密潜入澳门，会见叶挺将军，力劝其出山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回忆，张云逸先生的到来，让他感到如久旱逢甘霖，寒冬见新绿。

全国性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桂、粤、港、川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成绩卓著，张云逸功劳很大。毛泽东曾言：“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挂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此后，张云逸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福建民报》1938年2月15日曾刊文记述了张云逸入闽一事：

新编第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于前日抵福州，下榻安民巷。福建社记者，于昨日上午７时，前往访问。张偕政治部主任王助出见，发表谈话如下：本人系广东琼崖人，现年40余，过去追随孙总理多年。曾任炸弹队队员（长）。……此次系奉中央命令，派任第四军参谋长。奉命后即来闽，途经广州，遇叶军长挺，后入江西……时王助部下正集中江西候命，张即日编组，即与王助从闽北到福州，同行者尚有王秘书柏如。到福州后，张参谋长即晋谒陈主席，接洽一切，当即将队伍开赴前线杀敌。……谈竟，记者兴辞而退。

孙克骥将军曾与笔者言，张云逸将军入闽后，会见国民党军某旅旅长。该旅长酒后得意忘形，吹嘘其与蒋介石之师生关系。张将军问：“我与蒋委员长已多年不见，近来好吗？”该旅长一愣，张继曰：“还是民国初年，我们在许崇智幕中共过事，有数十年了吧。”该旅长大惭。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再次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刚结束，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就联名致电项英：“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新四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知情者认为，中共中央直接点将要张云逸过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张云逸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堪当重任。

1940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纠集八个团兵力，万余之众，乘虚进攻新四军第5支队后方半塔地区。张云逸临危不惧，从容指挥，以教导队500余人固守半塔，以10团、15团各一部及特务营，从南北两翼钳击围攻半塔之敌，苦战七昼夜，半塔阵地固若金汤。陈毅元帅高度评价半塔战役，曰：“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曾嘱新四军供给部部长胡弼亮：“能否办个烟厂，以解决部队官兵抽烟问题？”新四军4师供给部经调查后，提出与当地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入股、共同管理之计划，张云逸接报告后立马批准。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由此改名为新群烟草公司，原“神龙”香烟易名“飞马”。后与路东军分区创办的东联烟草公司合并，称新群烟草总公司。1948年春，新群烟草总公司并入山东大鸡烟厂。新中国成立后，济南、徐州等烟厂均生产过“飞马”牌香烟。上海卷烟厂名牌“飞马”烟，亦源于此。

由此推知，当今之“股份制”并非首创，战争年代张云逸即倡导实行过。

张云逸（左）与周恩来在一起

■“小长征”与“大长征”■

红军长征途中，张云逸协助刘伯承总参谋长投入进军川黔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部队迫近乌江时，他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渡口，完成组织突破乌江任务。1935年1月，奉毛泽东指示，张云逸亲率工兵部队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红一军团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渡过乌江，甩掉国民党“追剿”纵队，占领遵义。

张云逸晚年回忆：“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主席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值得骄傲：一是率领红7军进行‘小长征’，二是随毛主席参加‘大长征’。”

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天，房东大娘患腹痛，张云逸急忙穿田埂、越沟壑，小跑至军部门诊所，请医生去诊治。又一日，张云逸夫人患头痛，警卫员至门诊所请医生，欲往，遇张云逸。张云逸说：“以后凡是我家属有病，只要她自己能走来看的，不要门诊所派人来。”对此，原新四军司令部门诊所医生沈华新回忆曰：“那时军部驻江苏阜宁县停翅港。将军风范，终生难忘啊！”

原新四军参谋处参谋李晓光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某日，他发高烧，张云逸闻之，夜持汤水，为其沐脚，并安排医生诊治。李晓光呜咽曰：“首长待我如父母，我愈不自安矣。”

某日，张云逸乘坐吉普车赶路。途中，遇一群伤兵拦阻，强行乘车。警卫员告之：“这是副军长的车。”伤兵见其身着长衫，且敝垢点点，不信，欲驱之下车。后当地县公安局急调一个班来解围。伤兵始信其为大官，皆面面相觑，诚惶诚恐。将军则微笑下车问伤兵，缘何拦车。伤兵答，到某地集中，粮票已用完。将军当即批条子，为这批伤兵解决了粮票问题。

张云逸对文电要求极严谨。某日，张云逸见一份电文中有“河流一岸”语，召参谋曰：“是河流的左岸还是右岸？”参谋即改为“河流左岸”。张云逸又曰：“必须写上河流流向，否则会引起误解。”张云逸规定，凡起草文电，不准用草书，“一般”“可能”“大概”“或者”等语，均戒之。

某日，抗大八分校举行开学典礼，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抗大八分校校长的张云逸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时出席。会间，张云逸起立，向邓子恢敬礼，并请其作指示。有人提出：“副军长向政治部主任请示报告，不合礼仪。”张云逸曰：“我虽是副军长，但也是学校校长，学校校长向军政治部主任请示报告，有何不可？”闻者称其知书达礼，谦虚谨慎。

中共七大期间，陈毅去了延安，张云逸代理新四军军长。但在代理军长期间，他都是以副军长的名义下命令，从来没有用过代军长的名义。

抗战时期，成仿吾曾致函陈毅、张云逸，要求发一把手枪和一把提琴。成仿吾曰：“手枪以自卫，提琴以教学。”陈毅阅函喜曰：“文人持戈，抗战必胜。”张云逸当即挥毫批曰：“剑胆琴心，精神可嘉，速办！”

广西解放后，张云逸任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张云逸居南宁市桃源路３号，常布衣出行，入市肆，与市民并坐而谈；走农家，与农夫共话桑麻。

某日，张云逸驱车往柳州，途中见两樵夫于山坡打柴，即下车与之拍肩交谈。其时广西匪患甚烈，警卫见樵夫手持砍刀，甚为紧张，而张云逸谈笑自如，良久方上车。又某日，将军驱车往百色，途中见山林起火，即令司机停车，与当地群众一道上山灭火。人言：“张将军毫无官场习气，犹是书生本色。”

1950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方方并告邓子恢、谭政及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严厉批评广西剿匪形势：“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并嘱叶剑英前往广西帮助剿匪。

同年11月22日，张云逸与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致电毛泽东并邓子恢、谭政、叶剑英，对广西剿匪工作作初步检讨。

1951年2月中旬，张云逸患病至广州休养。3月14日，张云逸致函毛泽东：“我因工作中不善卫生，致身体不好，妨碍工作，有负您和中央委托，殊为不安。”又云：“医师们建议宜作数月的疗养，始能康复。知关垂注，谨此奉告。”

毛泽东回函许之。此后，张云逸即脱离广西工作，先后至苏联及国内各地疗养。

张云逸儿子张光东回忆，自己从小学读到高中，每次履历表家长那一栏，父亲都要求只填母亲名字，不准填他的名字。1965年，张光东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问父亲，上大学了，这表怎么填？

张云逸回答：“还是填你妈妈，不要填我。”

张光东问：“为什么我不填父亲？”

张云逸答：“妈妈也是家长，这没问题呀！”

张光东问：“那人家问我父亲呢，我怎么回答？”

张云逸想了一下，说：“那你说你父亲出差了。”

张光东回忆，自己读书时，老师、同学基本上都不知道自己是张云逸大将的儿子。

“文革”中，张云逸于案头手抄两块毛主席语录牌，其一曰：“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其二曰：“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凡造反派来外调，张云逸必先念语录，后回答问题。张云逸言此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本文资料来源于莫文骅、孙克骥、余光茂、李晓光等采访笔记，并参阅了张云逸的《一次重大的失策》，丁芒的《张云逸将军轶事》，沈华新的《忆张云逸副军长的几件事》，欧阳山的《难忘的日日夜夜》，张远之、王婷文的《敬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等文章，一并致谢）■

文章来源：智慧普法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