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清明上河图》的小故事

2024-01-23 05:12 来源：故事志点击：

那些关于《清明上河图》的小故事

之前看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张图片——《中国抗疫图鉴》

它浓缩了中国疫情的过程，记录了疫情下人们的人生百态，大家都说《中国抗疫图鉴》是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中国抗疫图鉴》部分

《清明上河图》也可以说是我国最耳熟能详的几幅艺术作品之一了。《清明上河图》的群众影响力很高，它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完成时间是在“政、宣间”，即公元1111—1125年。“据元代杨准跋云：‘卷前有徽庙标题’，李东阳题云：‘卷首有佑陵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可证画题由宋徽宗赵佶钦定并亲书，此画亦应作于徽宗政、宣间”至今就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在《清明上河图》这一画史魂宝存世的八九百年的时光里，关于它的故事可想而知就很多了。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按存世时间来说，《清明上河图》并不占优势，但为什么它能进入“中国十大传世名画”这个队伍中呢，那就要从它的艺术性和历史性上好好说说了。

1.历史性

《清明上河图》主要是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市民的生活状况和汴河上店铺林立、市民熙来攘往的热闹场面，描绘了运载东南粮米财货的漕船通过汴河桥涵紧张繁忙的景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这也是研究北宋东京城市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宝贵历史资料，通过它的存在让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宋代的历史。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2.艺术性

这我就不关公门前耍大刀了，太专业，我就直接上资料了。

1、作品体现了我国民族绘画的优秀传统和中国古代画家“目识心记”深厚的默写功能。

2、线描技法已臻和谐完美的高水平。突出地体现了我国古代绘画以线造型的技法特色。

3、是人物刻画、景物描绘达到形神毕肖、生动准确的神品之作。

4、是中国画传统的“散点透视”的布局的典型。

5、是界画、山水、人物融为一体的以工带写，以写润工的典范。

6、是显示画家高度的组织技巧和概括现实生活能力的范例。

7、是研究宋代社会的综合形象史料。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画，即所谓“别成家数”。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张择端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画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画中所摄取的景物，大至寂静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小到舟车里的人物，摊贩上的陈设货物，市招上的文字，丝毫不失。画面中，穿插着各种情节，组织得有错落有致，同时又具有情趣。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除了这两点，还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张择端还欲通过《清明上河图》向宋徽宗展现一些社会顽疾。《清明上河图》中不只是简单地描绘百姓风俗和日常生活，在商业繁荣的表面之下暗藏玄机，明线下交织着一条令人心悸的暗线，同时又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通过表现惊马闯郊市为伏笔，铺垫出全卷矛盾的视觉中心，船与桥的险情和桥上文武官员争道交织成的矛盾高潮，还有前后出现的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国门洞开、商贸侵街、商贾囤粮、酒患成灾等场景。张择端以画曲谏，提出对城防、安全、交通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忧虑。但遗憾的是，宋徽宗迷恋精绘祥瑞和吉兆，他看出《清明上河图》的画中用意，不愿收藏，只在卷首题签后就将其赏赐出去。

宋徽宗《瑞鹤图》

但除此之外它的故事性也很强，有人统计，现存《清明上河图》有30多本，其中大陆藏10余本，台湾藏9本，美国藏5本，法国藏4本，英国和日本各藏一本，光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有7本。最有代表性的就三个版本：

宋本：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故宫藏本，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明本：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根据“清明上河”这一题材，参照“宋本”的构图结构，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采用青绿重设色方式，重新创作了一幅全新画卷，风格与宋本迥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

清院本：由清宫画院五位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合作画成，可以说是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长之作品，再加上明清时代特殊风俗，如踏青、表演等等娱乐活动，因此增加了许多丰富的情节，如戏剧、猴戏、特技、擂台等等，此卷用色鲜丽明亮，用笔圆熟细致，界画桥梁、屋宇、人物皆细腻严谨，是院画中极精之作。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清院本

而关于原本，张择端版《清明上河图》就有五次被收入皇宫府库,四次流入民间的故事，其实最传奇的要属《清明上河图》的最后一次流浪。

世人都说杨仁恺先生是《清明上河图》的“再生之父”，但是其中的渊源可能很多人却不太清楚。

杨仁恺先生

事情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1949年7月，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开馆，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博物馆里的大部分藏品都是从末代皇帝溥仪那里缴获来的名贵书画、珠宝玉饰等。而又因为溥仪本人并不像他的先祖乾隆那样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力，经常会搞出一些把赝品当真品的事情——但其实乾隆也走过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电视剧《延禧宫略》上就有乾隆鉴定书画的小故事。）但对比其他人乾隆的艺术鉴赏水平还是相当高的。1950年，在东北博物馆的仓库里，放置着大量破旧之物，工人成筐成筐地清理着杂物。杨仁恺先生担心文物被误清理掉，于是赶往仓库亲自监督。事后杨仁恺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也将发现《清明上河图》的来龙去脉道出。

杨仁恺：“事实上，当年溥仪准备出逃到日本的时候，他所带的《清明上河图》不是一件，而是三件，在这三件当中，他也不知道究竟哪个是真的。后来他带的这一百多件东西由东北人民银行转给了东北博物馆收藏。1952年清理这批文物的时候，我也去了。当时我正好在东北文化部工作，我记得，当时我到那儿一看，发现工作人员在初步整理的时候，把画得很工细的明朝苏州《清明上河图》的片子选了出来，而真正的《清明上河图》却被放在旁边，没有被选上。”

杨仁恺先生随后将卷轴带回研究所，经过几日的比较，将其中最古老的绢布古画抽出，确定，这正是流传800多年之久的《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可能从这个故事里观者或许很难理解杨仁恺先生对于《清明上河图》的再造之恩。试想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在动荡刚刚结束的20世纪50年代初，文物收藏还不太受重视，经常就有些赝品或是质量不高的字画被送去造纸厂化浆再造的。而这批被认为是没什么价值的书画就那么堆在博物馆临时库房里，不出意外就是当废品处理了。全靠杨仁恺先生慧眼识宝，拯救了《清明上河图》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