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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的历史沿革(末代总督奋斗史)

2023-07-27 13:45 来源:故事志 点击:

两广总督的历史沿革(末代总督奋斗史)

两广总督的历史沿革(末代总督奋斗史)(1)

“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文/刘江华

1911年10月10日夜,在武昌城隆隆枪炮声中,湖广总督署后花园,几名士兵正在紧张地用枪托敲掉花园后墙的泥巴,用刺刀撬松砖缝,再用枪托使劲砸向墙面。随着墙体的轰然倒塌,一行二三十人仓皇钻洞而出,护送着一名身着二品官服的中年人,匆匆跑向几百米外长江江面的一艘军舰……

这名中年人,就是48岁的湖广总督瑞澂,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一位弃城逃亡的清代督抚。

1863年出生的瑞澂是满洲正黄旗人,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琦善。

琦善29岁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河南巡抚,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指擅自同意将香港许予英国并同意通商,因此被免其两广总督之职,送至京城治罪,籍没家产。刑部定为当斩,道光皇帝念情开恩,改发浙江军营效力。琦善在道光末年竟能东山再起,再任巡抚、总督、协办大学士,1853年逝世后被咸丰追谥为太子太保。

并称“京城三恶少”

祖父之外,瑞澂之父恭镗官至黑龙江将军,兄长瑞洵曾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均为一二品大员。官宦世家出身的瑞澂,少年时与众多八旗子弟一样纨绔成性,一度与劳子乔(大学士劳崇光之子,后为御史)、岑春煊(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后官至两广、四川总督)并称“京城三恶少”。光绪登基后,念琦善之功,特准瑞澂入国子监读书。从此,瑞澂改过自新,在国子监刻苦读书,并最终如愿以偿步入官场。

1885年,22岁的瑞澂以贡生报捐笔帖式分发刑部行走,12月授督捕笔帖式,开始其京官生涯。有趣的是,当年琦善的官场第一步,即是16岁时以荫生的资格分发刑部。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显示,从1885年入刑部到1901年10月出任九江道,瑞澂的京官生涯共16年,大部分时间在刑部就职,短暂在神机营、户部、会典馆等当差。尽管曾有两次京察一等,但始终未获重用。1901年庚子事变,慈禧光绪西逃,瑞澂留守京城帮助善后并经奕劻推荐,终获外任。

1897年京察一等后,瑞澂与其他近百名四五品官员被引见。这其中,有宣统年间知名的冯汝骙(后官至江西巡抚)、那桐(后官至协办大学士)、瑞澂、宝棻(后官至河南巡抚)、庞鸿书(后官至贵州巡抚)等。4年过去了,当瑞澂被外放为四品的九江道时,那桐已为户部、礼部侍郎,官居二品;冯汝骙为山东青州府知府,宝棻为户部郎中,庞鸿书为直隶大名道。至于当年的“京城三恶少”中,岑春煊因为护驾有功已出任山西巡抚。也就是说,瑞澂的仕途属于同时代人的正常水平,并没有那桐、岑春煊那样的异数。

瑞澂在九江道上任职四年之久,是他外官生涯中任职最长的一段:他兴办新式学堂,建立九江商会,办理乐平、景德镇等处民变,力阻外国兵轮入鄱阳湖等,尤其着力于警政建设——设立九江警察总局,开江西风气之先。舆论赞其“内政外交咸能因应咸宜”。这些,也为瑞澂后来在上海推广警政张本。

长袖善舞的上海道

1906年2月,瑞澂抵沪出任上海道,至1907年10月调补江西按察使,在沪任职时间约一年八个月。

上海道与天津道、宁波道等道台属于清时“最要”亦即最关键的职位,是有名的肥缺。上海道的一年零八个月,也是瑞澂为官生涯的亮点。这其中,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大力禁绝上海鸦片;对当下还有影响的,是推动创办了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而对他个人而言,在上海结识了犹太富商哈同,为其武昌起义后逃离武汉、避居上海张本。

1895年甲午战后,国内瓷器市场持续低迷,且有逐渐被外瓷攘夺之势。1896年正月,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折建议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仿制西式瓷器。但由于资金筹集困难等因素,历经十年之久,仍未建成。1906年6月,受新任江西巡抚吴重憙委托,瓷业公司总办李嘉德赴上海招集商股。李嘉德抵上海后,即前往拜访曾在江西九江任职的上海道瑞澂。瑞澂主动承揽了瓷业公司招商事务,并先带头入股3万两。之后,他还找时任上海总商会总理曾铸、南通知名士绅张謇等入股。

身为上海道的瑞澂缘何要主动承担这分外任务呢?江西瓷业公司在1907年给农工商部申请注册的《禀文》中说,瑞澂担任九江道时,对瓷器正逐渐被外瓷所攘夺的现状颇为担忧,因此愿意襄助成立瓷业公司,助力振兴民族瓷业。

经过瑞澂积极牵线,江西瓷业公司于1908年5月正式开工生产。投产之初,公司还聘请名家参与瓷器绘制,并注重题材、技术、款式创新,一时间行销甚广。1910年,公司生产的瓷器参加南洋劝业会,获得头等奖,并多次在各国商埠赛会获得优等奖。

内忧外患之下,民族瓷业的发展之路并不顺遂:公司原拟筹股40万两,后来实收股本只有13万左右,其中就有瑞澂的3万两,可谓先天不足。投产当年的冬天,瓷业公司即面临资金短缺。瑞澂又介绍和担保向上海合盛元票号借银37000两;1910年,他还致电江西巡抚冯汝骙,请冯拨银资助。最后,冯汝骙同意拨银2万两——1万两入官股,1万两为放息之款。

此后,尽管经营一直萎靡不振,但瓷业公司始终艰难维持。1949年后,在原址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国营瓷厂——建国瓷业公司,后更名为景德镇市建国瓷厂。

如果说助建江西瓷业公司是分外之举,那禁限鸦片则是瑞澂的分内之事。1907年,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在中国同步减少国内鸦片生产的前提下,自1908年起,英属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数量每年递减10%,十年内禁绝印度非药用鸦片向中国(香港地区除外)的输入。继祖父琦善之后,瑞澂也与禁烟“结缘”。

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瑞澂在辖区内建立警察部队,将其用于禁绝鸦片。不想竟收到奇效,上海道内吸食、贩卖鸦片现象大为减少,而且在租界林立的上海竟未引发中外交涉。瑞澂此功绩令朝廷刮目相看。他也因此升任江西按察使,不久调任江苏布政使,官至从二品。

而据后来成为瑞澂续弦的廖克玉所述,出任上海道期间,在官面上积极禁烟的同时,私下里,瑞澂竟是鸦片屡禁不绝的帮凶。鸦片贸易商们为保证能够在额度削减时有充足的货源,纷纷囤积鸦片。据说,仅哈同在仓库中就囤积了五吨鸦片,直到卖价大涨才出售,获利颇丰。觉得有利可图的中国官员,争相借钱给哈同投资鸦片贸易——总数不下银百万两,其中就有瑞澂。

瑞澂的钱从哪儿来呢?来自各省汇解的庚子赔款。廖克玉透露:“庚子赔款,由各省分期解款集中上海,由上海道台汇总缴送洋人。这笔赔款,为数甚巨。上海道台可以压下数天,或十数天,利息收入则进入道台的私囊。瑞澂任上海道台时,曾把这笔赔款的一部分存哈同处生息,哈同手头有此巨款挹注,再行周转牟利。这样虎伥相倚、狼狈为奸,彼此分润各得其所。”

连升三级,三次请辞

1907年10月,清廷任命瑞澂为江西按察使。从此,瑞澂进入了官职频繁调换期:12月调任江苏按察使,次年1月改任江苏布政使,1909年6月升任江苏巡抚。不到两年的时间,换了四个岗位,步入督抚行列。

1908年4月,因三个月内将太湖劫匪兜剿净尽,清廷“赏瑞澂正一品封典”。但面对封赏,时为江苏布政使的瑞澂并未喜形于色,反而以“因劳致疾”为由,上折请假。

对于瑞澂此次请假,有观点认为是他对清廷的赏赐不满意。毕竟,此时,昔日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冯汝骙已是浙江巡抚,尽管同为从二品,但巡抚职位显然要比布政使更加重要。至于那桐,此时已是一品大学士。于是,便借夫人去世(瑞澂在江苏布政使任上丧偶,续弦为江西某游击16岁的独生女廖克玉)和身体生病为由,请求解职。

经清廷再三慰留并赏假一个月,瑞澂继续留任。一年之后的1909年6月,江苏巡抚陈启泰因病去世,瑞澂升署江苏巡抚。半年之后的11月,清廷将湖广总督陈夔龙调任直隶总督,而以瑞澂署湖广总督。

湖广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正式简称为湖北湖南总督,因湖南、湖北两省在明朝时同属湖广省,因此通称为湖广总督。当时湖广总督治下的武汉,是长江流域除了上海之外最大的商都、中国内地的经济核心之地。从1908年1月至1909年11月,瑞澂两年之内连升三级,后来居上,成就了仕宦生涯的最高峰,足见清廷对其之看重,但与此同时也迎来了他人生的拐点。

1909年11月被授署湖广总督后,瑞澂并未立即启行,反而以患病为由,连上三折请辞。清廷在夸奖瑞澂“办事认真”加以挽留的同时,给假两个月,允其在上海就医,并暂缓来京陛见。直到1910年3月底,瑞澂才由上海起程,4月4日在武昌接任。同年6月实授湖广总督,至1911年10月12日因弃城而被革职留任,瑞澂在鄂任职一年有余。

出任湖广总督后不久,瑞澂便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即1910年4、5月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长沙抢米风潮。湖南由于遭受特大洪水,谷米严重歉收,供应本省已经不足。同样因水灾歉收的湖北等省却仍沿袭过去的办法,前往湖南采购粮食。不仅如此,不少从湖南采购大米转运出口的外国商人更是趁火打劫:他们取得湖南巡抚岑春蓂的同意,并经清政府外务部批准,竞相携带巨金,来湘抢购。

在此形势下,湘米大量外流,湖南粮荒日益严重,长沙米价曾一度突破每石8000文大关,而承平时期只有两三千文。愤怒的饥民“焚毁衙署学堂,波及教堂”,巡抚岑春蓂因办理不善而被开缺。瑞澂等在调兵前往镇压、严捕带头闹事饥民的同时,严参办理不善之文武各官。快刀斩乱麻平定长沙抢米风潮之后,瑞澂声势日盛,加以姻亲载泽此时正出任度支部尚书,朝中有人,一时间,这位湖广总督竟渐有风头盛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之迹象。

此期间,瑞澂在预防鼠疫上的举措,展示了其高瞻远瞩的一面。1911年初,暴发于东三省的鼠疫蔓延至顺直、山东一带。考虑到汉口时为交通枢纽、繁华口岸,为防止疫情输入,这年3月,瑞澂在汉口大智门和广水两个火车站设立防疫办事处,选派医生进驻,随时查验来汉旅客情形。这一有先见之明的防疫举措,得到清廷的肯定,下旨赞扬“该督豫防疫办法甚是”的同时让户部下拨专门经费。

一个多月后,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瑞澂下令裁撤防疫所,并奏请将部拨经费中的结余部分用于创办湖北卫生医院。防疫一事,既能得到中央褒奖,又能使湖北获得经费之实,可谓名实俱得,相当高明。

在湖广总督职位上正干得风生水起之际,瑞澂出人意料地于1911年1月以“患病日深”为由再次恳请开缺。

从1908年4月至1911年1月,不到三年的时间,瑞澂已是三次称病请辞。他的身体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其夫人廖克玉曾说,瑞澂有气喘病,“赴任湖广总督时,他们在衙门自搞发电机,自搞暖气设备”。

只是,瑞澂的三次请辞,都没有获准。也因此,他被拖入武昌起义的旋涡。

逃亡总督

1911年10月10日晚8时,位于武昌城内黄土坡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响起清脆的枪声,共进会会员、士兵程正瀛开枪打伤前来巡营的排长陶启胜,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之后,一群士兵在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的带领下,冲出营房,走上大街,占据了武昌城中和门(今起义门)近旁的楚望台军械库。

两广总督的历史沿革(末代总督奋斗史)(2)

当晚,在炮兵支援下,起义军开始攻打湖广总督署。狼狈之下,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避往停泊在长江之上的“楚豫”兵轮。一夜激战之后,起义军于10月11日清晨占据武昌,当天下午即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俗称湖北军政府),并通电全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这一事件史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大幕由此揭开。

在10月10日的《致内阁、军咨府、海军部、度支部请代奏电》中,瑞澂为自己出逃行为辩解说:获悉武昌兵变、工程营和辎重营已经起事后,他曾督同湖北提督张彪、湖北督署总参议铁忠、湖北巡警道王履康分派军警应对,并派张彪及协统黎元洪率带马、步共三队前往军械局与革命军作战。但那时,士兵已不服指挥,张彪和黎元洪的命令难以执行。很快,革命军进攻总督署,他只好带着总督署仅有的特别警察队一百余人,亲率出外抵御,“无如匪分数路来攻,其党极众,其势极猛”,他被迫“退登楚豫兵轮,移往汉口江上,以期征调兵集,规复省城”。

瑞澂先积极抵御再从容撤退的说法显然是在为自己粉饰。其实,他是仓皇逃窜、从湖广总督署衙门后花园逃走的。时在现场的瑞澂夫人廖克玉,也承认瑞澂是从总督府后花园逃走的:1911年10月10日晚上兵变消息传进总督衙门时,瑞澂与湖北提督张彪、幕宾张梅生等商量。张梅生、张彪主张死守待援,“楚豫”舰管带陈德龙则说,到兵舰照样可以指挥。本来还在犹豫的瑞澂立即下令在后花园挖了个墙洞,“陈德龙先叫几个戈什用枪托敲掉墙上的泥巴,再用刺刀刺进砖缝撬松,最后一二十个戈什用枪托敲打,掘了个大窟窿。瑞澂先叫戈什保护我和妈妈出去,他自己接着带了其他人走出……大概一二十分钟工夫,大家都上了楚豫兵轮。陈德龙马上命令开船,朝汉口那边驶去。”

流亡上海

随着湖广总督瑞澂的出逃,湖北布政使连甲、提学使王寿彭等高级官员都先后逃出,不知下落。清军群龙无首,起义当晚,省城武昌随即丢失,汉阳、汉口相继不保。

瑞澂临阵弃城逃跑,按清律当以处斩。当时诸如御史温肃等都曾上折奏请将瑞澂锁拿讯问,但度支大臣载泽在摄政王载沣面前竭力袒护。载泽之所以袒护瑞澂,是因为瑞澂是其妹夫;而载泽是端亲王绵愉之后,其妻为光绪皇后隆裕之胞妹。10月12日,清廷仅给瑞澂“革职留任”处分,从轻发落,令其“戴罪立功”。10月22日,御史们又纷纷奏请将瑞澂正法,但还是被载沣压下。

就在朝廷将其革职、令其暂时掌管湖广总督印信并戴罪图功之际,10月26日,瑞澂逃往了上海。

逃往上海的原因,瑞澂在致内阁电中称,10月20日,“楚豫”号开轮下驶到江西九江,他先筹集了铜元四千串,以一半运交萨镇冰,一半运交张彪;同时在九江买米两千石。正在装运间,九江革命军10月23日夜起义,并有以20万元购拿瑞澂的传言。“楚豫”兵轮子弹不多,兵心涣散,怕成为众矢之的,非常不愿他在舰上。其他各舰也因为九江兵变,纷纷开轮上驶,不听调遣。无兵无将、无法可施的他,迫不得已,改坐商轮,逃亡上海。

据廖克玉后来回忆:“我和妈妈在‘楚豫’轮上住了两夜,瑞澂要我们先搭‘长江’轮到上海,到了上海,就住在哈同花园,哈同夫妇待我们很热情。大约隔了一个月,瑞澂带了两个仆人来到上海。我看他辫子剪掉了,胡子剃掉了,人也憔悴不堪。他告诉我说,是躲在一条外国轮船的大橱里逃出来的。”

获悉瑞澂逃往上海的清廷,愤怒之下于10月29日下旨,让两江总督张人骏拿问瑞澂、押送来京。第二天,张人骏即致电上海道刘燕翼,要刘“不动声色”、缉拿瑞澂,先行看管。11月2日,刘燕翼告诉张人骏,虽已见到瑞澂,但瑞澂表示自己正染重病,无法北上。且因其住在租界内,刘无法捉拿,“瑞革督寓居公共租界,在工部局警权范围之内,非华官所能看管”。

为了能够庇护于上海租界内,瑞澂交了一大笔钱。廖克玉说:“我和前夫瑞澂在辛亥那年,从两湖总督任所逃到上海时就住在那里。一直到瑞澂病死……我们都花了一大笔托庇钱,由哈同贿赂英国领事。我送了三千元银元(这还是最便宜的价钱,因我们早有私交)。”

当时大舞台(现为上海人民大舞台)编演了一出现代京剧《鄂州血》,嘲讽瑞澂贪生怕死,带了少夫人逃之夭夭,这部剧一度还十分卖座。哈同的夫人罗迦陵还开玩笑问廖克玉“要不要去看看”?廖克玉没好气地回:“人家骂我,还去看!”罗当即讨好说:“立即令彼停演。”后来罗迦陵施加压力,大舞台居然停演——原来,大舞台系哈同之产业,因此不得不向罗屈从。

北京一些满洲青年贵族对瑞澂的“失职”十分愤恨,曾组织一“暗杀团”前往上海,企图杀死瑞澂。后因全国形势骤变,谋杀计划未能实施。

没有经过省级政务历练

瑞澂以贡生笔帖式之资,由京官外放,由道台而督抚,前后26年,曾被清廷评为“力任劳怨,认真办事”。但无论是在九江道、上海道推广警政,还是江苏布政使任上督剿太湖劫匪,都不是事关全局的工作;署理江苏巡抚仅半年即升调署理湖广总督,并没有经过一省或数省政务的历练。

缺少历练,使得瑞澂在关键时刻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湖北当局搜得党人名册,多列军人之名。有人劝瑞澂销毁以安人心,但其坚持要按名缉捕。廖克玉在回忆录中说,破坏革命党人起义机关后,究竟是根据搜查到的名单,把各营新军中的革命党头目一网打尽,还是将搜查到的名册一把火烧掉以安军心,“瑞澂犹豫不决,名册既不肯烧,调兵遣将又太慢,结果使革命党人赢得了一天宝贵时间”。

瑞澂为政,有着浓厚的作秀成分,曾在武昌久居的郑孝胥于1910年12月重游旧地时认为“武汉情状如昔,殊无进步”。此时的湖广总督正是瑞澂,他外则标榜清廉趋新,内则以权谋私。

在江苏布政使任内,他曾主动举报江苏候补道李本森贿赂一千元事。他的拜把兄长、两江总督端方,遂称其“清介自持,风裁峻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没收的瑞澂财产中,就有其在九江道任内置办的位于九江城内及庐山黄龙寺、御碑亭等处的地产,以及存于山西钱庄“合升园”的百万财产。

清功臣馆总裁恽毓鼎在日记中称,“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民国时期,赵尔巽修《清史稿》时,将瑞澂称为清亡之“罪首”,与主张铁路收归国有而酿成四川保路运动的“首恶”盛宣怀相提并论。

1912年7月18日,瑞澂病逝于上海。

这一天,《申报》报道此事的标题为《可惜多活十个月》;《申报》名专栏《自由谈》同日刊文,戏仿清帝下旨,其中有“忠心误国……卒使民国成立、五族共和”等调侃笑骂之语,更有“房内一切老婆,悉予开释”等语近侮辱之词。一品大员身后,竟不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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