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契诃夫的《万卡》

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契诃夫的《万卡》

文/马家骏

(一)

安东 ·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最后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生活与创作的年代, 正是俄国资本主义上升和接着迅速腐朽的年代。

契诃夫诞生在1861年农奴制度改革的头一年,死在1905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夕。这一时期,充满了复杂而尖锐的阶级斗争。当时人民遭受到沙皇官僚统治集团、贵族地主以及后起的资产阶级、富农的剥削和压榨,痛苦万分。人民为求得自身的解放,前仆后继地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到八十年代,民粹派领导的革命运动失败了,沙皇政府转向了更残酷的恐怖镇压；工农业危机爆发,农村中地租、赋税飞速垒增,城市里剥削压榨加重；再加反动政治迫害,人民生活异常恶化,大批农民因为无衣无食而流落城市,使城市的贫困、失业现象愈发严重。于是政革当时现存的社会制度,就成了急不可待的问题。

契诃夫的创作,就反映了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疾苦,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头主义作家们非常重视的问题。契诃夫就是一位关怀人民痛苦的民主主义作家,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暴露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黑暗王国”中一切制度的腐朽。

契诃夫是位熟悉人民生活的作家，他的民主主义精神，表现在对一切恶势力与庸俗自私现象的讽刺上和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上。契诃夫本人就经历过贫困的生活：他的父亲是农奴出身的小杂货铺的店主,后来破产了。作家在儿童时代、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读书时代和毕业后行医的时代都饱尝过窘迫生活并且了解了人民。1889年,他给苏沃林的信中说：“写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吧。他是一个农奴儿子,当过店铺里的小伙计,唱过圣诗,念过中学……为每一小块面包向人道谢,还时常挨打,上学没有套鞋穿……”这样,作家个人的经历,也帮助他更深刻地来理解统治阶级的横暴、反动,理解小市民自私自利的庸俗生活,以及被侮辱被损害的普通人的痛苦。契诃夫很多以劳动者和弱小人物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表现了对被压迫者的深切怜悯与同情,描写了他们善良的心灵,并且从他们的痛苦与受迫害中,去揭露一切罪恶的社会根源,使读者一同跟着去恨那吃人的旧制度。

（二）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的社会背景与基调正是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小说《万卡》通过一个小学徒的命运,表現了沙皇俄国黑暗社会中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的状况。小学徒万卡不过是千千万万受压迫的穷苦人里的一个, 但他的遭遇却是富有代表性的。

小说《万卡》没有奇离的情节,也没有写什么不平凡的大事件。只是写了ー件小事：一个很普通的鞋匠铺学徒,在圣诞节前夜给他爷爷写了一封信,倾诉生活苦痛并哀求带他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就在这极平常的事情里,包含着极丰富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一个受害儿童对压迫人的生活的控诉。万卡是一个可怜的小学徒,他没爹没娘,仅只九岁就要自己谋生了。契诃夫所选择的主角的身世与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充分显示了作者概括生活的本领。契诃夫所描写的人物是处于生活最底层的贫儿,那么他身上也最容易集中体现饿国人民的痛苦。万卡小小的年纪就承担着生活的担子,受尽了蹂躏。老板夫妇可以随便虐待他,而他并没有犯什么过错，可是皮带,楦头甚至一切老板夫妇顺手的东西,总是落在他的头上。伙计不但不同情他,反而捉弄他,使他挨打挨得更多,更狠。最突出的是名为学徒,学不到手艺,却担负了额外沉重的杂务劳动。成天跑出跑进,收拾鱼、摇老板的小崽子睡觉,干了那么多的活,反而稍被认为不顺眼,就又是挨打。劳动,挨打；挨打,劳动,这就是旧社会给万卡的出路。契诃夫最善于从多方面,在对比中表现人物的生活处境。他写万卡肉体上受虐待,更写万卡在衣食上的非人生看。万卡是鞋铺的学徒,冬天却仍没有鞋穿。这是一个尖锐的社会讽刺,暴露出阶级社会中商品生产与消费间的极端矛盾的现象。至于万卡吃的呢,只是一点点面包,成天老挨饿；而老板们却大吃大喝。万卡生活中没有温饱、没有休息、没有关怀，只有受虐待、只有内心的恐惧，所以他说他生活得“连狗都不不如”。广大的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正如万卡经受的一样。契诃夫通过表现万卡的痛苦生活，指出在剥削压迫下人民的地位。这样，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具有社会代表性、具有劳动者生活共同特点的典型形象。

契诃夫刻划典型人物时，最善于处理个性化问题。契诃夫的个性化手段，首先注意的是具有社会内容的一面，而不是单纯个人的超阶级的情感、情绪、感觉。契诃夫笔下的万卡是个孩子，他不失幼稚天真的心灵。而他个性中摆脱受苦的愿望、对压迫和虐待抱着不调和的态度，则是他性格中主要的因素之一。

万卡的愿望并不是追求什么额外幸福的奢想，只是希望摆脱目前受苦的生活境遇。他给爷爷写信，就是想实现这个愿望。但是，契诃夫指出：既便是这样的，在那个社会，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显得万卡的愿望是那么天真和空幻。万卡是在受不了虐待，而又有一个不能实现的微小愿望支持下，才给爷爷写信的。万卡写信的行动，本身就是不妥协的表现，就是对生活的控诉。

小说通过万卡的回忆，写了乡下老爷爷那里的生活。万卡的爷是地主老爷的守夜人。正因为爷穷、养不起他，才把能送来当学徒。但万卡希望回到爷爷那里。我们知道，乡下能给万卡的并不是幸福，事实上，未来的生活不会比这儿能好多少。因为反动统治下的社会制度决定了穷孩子的道路是不幸的。回到爷爷身边也将要负起沉重劳动的担子，擦皮鞋、放羊是最起码的。可是在受凌辱的万卡心中认为这种生活也可能比现在的经常挨打和过连狗都不如的生活强。所以万卡回想起乡村生活就觉得有意思，砍树啦、捉兔子啦、爷爷的开玩笑、乡间的圣诞节，以至冬天的夜晚都是美好的。那里的清爽、轻松与这里鞋铺的芜杂、沉重、狭迫的生活形成了对比。但是我们知道万卡所想的是美化了的，是从天真孩子的角度来看待生活的结果。现实生活要残酷得多，在地主富农控制下的俄罗斯农村，充满着辛酸的眼泪和痛苦的呻吟。乡村生活既然并不好，而万卡却向往乡村，这就更衬托了他的愿望的悲剧性质，衬托了鞋铺生活实在是不能忍受。

契诃失在这里不是叙述故事，因为小说从头到尾仅只写了万卡写信和寄信。契诃夫在这里是要表现生活的真实，而这一切是通过描写万卡的心理状况达到的。契诃夫是揭示人物心灵秘密的伟大艺术匠师。万卡的想法、动态完全合乎一个在沙皇俄国时代受迫害的穷孩子的身份、年龄与生活范围。他恨老板的虐待。老板的大吃大喝和他那好哭的小崽子，都加重了他对周围现实嫌恶的心情。同时，沉重的生活在万卡的幼小心灵上也打下了痛苦的烙印。但是契诃夫展示给读者的万卡并没有只浸于无可奈何的哀愁与逆来顺受之中。他企图在万卡不得已时逃跑掉。逃跑，这是万卡不屈服的精神的表现；逃跑，这是一个孩子的天真想法，是一个孩子在那样情况下能够采取的一个有力的行动；逃跑，这更是作者反抗生活强力的最大程度的表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思想的高度和弱点。作为批判现实主义者，契诃夫不能找到真正解除人民痛苦的科学道路。

万卡对生活的丑恶一面是厌恶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不热爱生活——一种充满欢乐的生活。社会现实并没给万卡提供真正幸福的生活，也没提供给万卡得到幸福的可能。但万卡心中对生活的热情仍然是炽烈的。万卡并不因为受痛苦与折磨而失望颓唐，他仍是充满希望与生活要求的天真孩子。这强的生活愿望与勇气，是促使他企图摆脱现状的动力。契诃夫更是通过九岁孩子对他特别注意的生活事物的观感，来表现孩子充满生命力的黄金的心灵的。关于爷爷的玩笑、狗、砍树时的嬉戏、莫斯科及其商店中的各种的钓鱼用具和野味、圣诞节、小匣子和小手风琴，都引起他很大兴趣。从对这些事物的观感中，可以看到万卡已经具有了分辨生活给予富人和穷人的是否平等的能力。作者在这里暗示出万卡社会意识增长的可能。

从以上所述，我们了解到，契诃夫所创造的万卡的形象，是受压迫的，但是生机并没被扼杀的穷孩子的形象，这个形象激起了读者的巨大同情。通过这个形象，作者展示了现实生活，提出社会制度的黑暗与不合理的问题，并对黑暗制度发出了抗议。这样，在契诃夫的这篇小说里，人们看到的就不完全是哀伤与绝望，而是同情与控诉。

(三)

契诃夫是卓越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巨匠。他最善于经济而简炼地表现生活真实，通过生活的片断来揭示社会本质。《万卡》中的社会悲剧就是通过一个小学徒写信这么一件小事情来表现的。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常常是从一粒沙中见世界。这是因为。作者长于把世界的缩影集中在一粒沙中。作者简炼而集中地表现生活的技巧达到了如此程度：他并没有滔滔不绝地去描写万卡在乡下时如何，他又是怎样到城里来的，来了之后如何生活的，最近情况怎样；而只由万卡写信的一刹那把这一切全部展示出来。应该注意的是契诃夫没有通过万卡在收拾鱼时挨打的情况表现他的痛苦，而是描述万卡写信并把写信情节安排在圣诞节前夜这短暂时间里。作者的意图显然在于通过这应该“欢乐”的节日的悲凉比通过一次痛苦的挨打，会更为有力地表现万卡的全部悲惨生活，以及这种生活在孩子心灵上的深刻反映。圣诞节，该是外国儿童最快乐的节日，就象我们过春节一样。但是万卡却在老板、伙计都出去玩去了之后，怀着恐惧心情偷偷地写一封诉苦的信。一个穷苦孩子是怎样度过圣诞节的?为什么他会这样?这就成了激动读者的问题，契诃夫的这篇小说第一次发表在1886年的《彼得堡报》第354期上，发表的那天正是圣诞节。这可以说是给一切贫苦儿童的“节日献礼”。契诃夫正是通过对生活现象的高度概括，创作出这篇小说来使读者认识俄国社会现实的。

契诃夫说过:“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在一个短篇小说中表现那么丰富的内容，必须具有高度概括生活的能力。契诃夫的功绩，在于他不是孤立地表现一个小学徒的痛苦，而是同时通过万卡的回忆与见闻，展示一个孩子所能理解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被作者提到了与根本社会制度相联系一点上。莫斯科、鞋铺、乡村，并不是被当作不相干的一些回忆片断充塞在小说里的，而是构成了有着内在社会本质意义联系的背景。就在这农奴制残余与资本主义交织的背景上，展示了万卡的生活与心灵，他的可怜的身世、弱小者的痛苦、微小的愿望、不屈的决心和那一股悲伤。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不是那种读第一次很激动人、读第二次就觉得平常、读第三次就非常乏味的作品。正因为他能站在民主主义高度，施展了真实地、简洁而集中地表现生活的本领，所以他的作品常常常暗示出很多内容供读者去想象，而不需要一一嚼得稀烂地喂在读者嘴里。这种含蓄是使他的短篇小说具有隽永、深远特色的基本原因。短篇小说《万卡》的含蓄的结尾，和契诃夫其他短篇小说的结尾一样，看第一次你觉得“是这样”，放下小说后，你会回过头来自问：“到底是怎样的?”“这中间包含了什么?”自然要一再回味它。这篇小说是以万卡不能实现愿望为结尾的。他的信，写的地址是“乡下爷爷收”，这是永远投递不到的信，但是万卡并不知道这点，他却抱着甜蜜的幻想在梦中看到爷爷在读信。这样，读者会深深思索万卡命运的悲剧性质，长久担心万卡以后的生活，并考虑如何改变它。万卡的信是到不了爷爷手里的，这是悲哀的。如果真寄到乡下爷爷手中，会不会改变万卡的境遇呢?回答也是否定的。我们引用一个儿童学习了《万卡》这课文之后以《万卡爷爷回答他的信》为题的一篇作文，来看小读者们从这个结居可能想到的内容吧：

亲爱的孙儿万卡：你的信我收到了。我可怜你过那么坏的生活。唉!忍耐一些吧！你快长大了，你会成为一个鞋匠。那时候你还可能来接我去呢，因为我已经老了。现在无法去接你，因为我自己也顾不下。你听主人和师傅的话吧。我一点也不可能帮助你。我没有一文钱，无法给你买鞋子，我自己也是穿的破破烂烂的。因为没有面包吃，我把你的手风琴也卖掉了，金胡桃我也拿不着了，因为老爷再也不许我进他的房间里去，老爷家的人都说：“那双泥草鞋会把房间里的地板踏脏了，老爷是喜欢干净的。 ” 我现在也不去砍树了，因为我的身体很衰弱，还常常闹病，所以老爷派车夫去砍树。你还想给我搓烟，可是我的烟都没有了，我也买不起它，除非有人给我，我才抽一袋。卡希旦卡已经死了，公狗泥鳅也老了，它常常躺着，很少叫唤。马特威卡已经做了牧童。阿辽尼亚、车夫和独眼叶果尔卡都问候你。

契诃夫短篇小说的精炼与紧凑，也突出表现在小说的结构上。作者除了在小说开头与结尾描写了万卡写信前后的行为状况与心理活动之外，全篇小说都由万卡的信和插在写信过程中的几段回忆来表现。在信和同忆的交织中，展示了万卡的悲惨命运。作者对万卡的同情，并不表现为空洞地加上自己几句感叹的话语，他为了不打断读者与主人公在情感上的直接交流，所以退在了一旁，由万卡自己述说和回忆一切。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这种“客观性”特色，在于使形象、生活、事件和细节本身发展的逻辑来说服人，而不是用浮泛的冲动言词拢络读者。契诃夫说过“当您描写苦命者和不幸者，并想引起读者的同情时，那么，那就要尽力冷静些，这样就仿佛给了别人的悲哀以一个背景，在这背景上悲哀就被描画得更为突出。”可见契诃夫并不是纯客观主义，而是由世界观指导着处理题材的，而是为了使读者更深切地感受万卡的痛苦，才如此安排小说的结构的。

契诃夫是描写生活环境与自然风貌的艺术大师。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没有任何多余的描写。他善于抓住细微的特征，只消几个字就勾画出具有深刻意义的生活环境与自然风貌的种种画面。而其环境描写经常与人物心理活动相联系。契河夫在事件叙述与人物描写上是最简洁地使用语言的作家。同样在描写环境与自然上，也最能看出契诃夫这位艺术大师使用语言的技巧的高明。比方在小说《万卡》的开始，契诃夫并没有怎样专门描写鞋铺和圣诞节前夜，但是只需点出担惊害怕的万卡眼睛所接触到的最突出的东西，那么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学徒所生活的氛围的特色就跃然纸上了。这里是杂乱的鞋作房，黑糊糊的窗户，玻璃上模糊的烛影，摆满楦头的架子和昏暗的神象。读者把这里每一件东西和万卡的命运、恐惧、痛苦与求救联系起来，就会思索得很多。这一切是万卡生活的现实，也是整个俄国社会气氛的一部分及其特征的象征。短篇小说在另一个地方上写的被万卡美化了的乡村冬夜，则充满完全不同的清爽的气氛和抒情的调子。契诃夫所描写的大自然是如此地吸引人们：“天气真好，晴朗，一丝风也没有，干冷干冷的；那是个没月亮的夜晚，可是整个村子——白房顶啦，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的烟啦，披着浓霜一身银白的树木啦，雪堆啦，全看得见。天空撒满了快活地眨着眼的星星，天河显得很清楚，仿佛为了过节，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这一切象在水晶般的仙境里一样。契诃夫特别把一些闪光的东西素描出来，把万卡与读者从瞪看呆滞昏暗眼睛的神象所统治的世界，引到清凉自在的世界中来。契诃夫的剧本《海鸥》中一个剧中人评论另一个剧中人写作特色时说道，“在他的作品里，河堤上，一个瓶领在闸堤上闪着亮，磨坊风轮抛下一道昏黑的影子，那么月夜就算好了。”契诃夫本人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也同样是这样朴素、简洁和有容量。从前面所引契诃夫对乡村冬夜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到契诃夫能概括生活与自然、精巧地使用语言。契诃夫过分强调万卡幻想世界的美好，就相应衬托了当时现实世界的丑恶。

刊于《延河》文学月刊1960年1月号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