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向11国代表团讲了个鬼故事，还牵头编写了鬼故事集

1959年，毛主席向11国代表团讲了个鬼故事，还牵头编写了鬼故事集

老覃昨天写了《1958年，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合作社会散伙吗》一文，讲的是：1958年4月30日，毛主席在广州会议结束后，先是写了《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接着视察了广州郊区的棠下农业社。

5月1日，他乘专机离开广州，飞抵武汉；次日，从武汉飞回北京。

5月2日晚上，他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讨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5月6日，会见苏联、匈亚利、保加利亚、朝鲜、越南等11个兄弟国家的党政、工会、文化、妇女、教育、新闻等访华代表团以及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

在会见这11国代表团时，他有感于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别出心裁地讲了一个鬼故事。

这个鬼故事其实来源于清人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里《青凤》的节选，讲的是书生耿去病涂面退鬼的故事。

他说：“鬼可不可怕呢？我们要不要怕鬼呢？中国古代有很多不怕鬼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怕鬼，你越是怕鬼就越糟糕，你越不怕鬼，鬼就销声匿迹了。”

接着，他绘声绘色地讲起了耿去病退鬼的故事来。

他说：“有一个名叫耿去病的狂生独居一室，夜里，遇上鬼了。鬼把头从窗外伸进窗内来，吓他。他的胆子大得很，根本不怕鬼。他把砚台上的墨泼在自己的脸上，用两手乱涂乱抹，把自己涂抹得面黑似漆，伸着颈，瞪着眼，和鬼相对峙，对峙了好几个钟头。最终，鬼怕了他，灰溜溜地跑了，销声匿迹了。”

读完了故事，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类似的鬼故事，你们国家的文学小说里应该也会有的。如今世界上的鬼有多种，帝国主义就是一大群鬼。……我们的策略是不要怕它，我准备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得到教育，不要怕鬼，以鬼治鬼，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1959年5月10日，毛主席会见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又一次讲了这个鬼故事，并且坚定了要“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的志向。

但是，编书毕竟是一件很费神的事，毛主席日理万机，分身乏术，在时间的分配上不容许他一个人去完成这件事。

怎么办？

他想来想去，决定把这个任务安排给了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何其芳。

何其芳是研究所的领导，事务同样繁多，也同样没法一个人去完成这样的任务。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副主任的陈友琴。

陈友琴是个实干家，二话不说，挑起了这个重任，搜检了大量古代书籍，去芜存精，挑选出了70个“不怕鬼的故事”，编写成《不怕鬼的故事》一书。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友琴也得到了所里许多同事为他指示线索，搜集资料，尤其得到了著名语文学家吕叔湘的倾力相助。

因此，陈友琴晚年论及《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成书经过，坦称“这本书也可说是集体编成的”，并且特别感谢了吕叔湘的付出。

1959年年底，《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初稿出来了，何其芳兴冲冲地写了一篇序文，于1961年1月4日连同书稿一并送交毛主席审阅。

毛主席对书很满意，却觉得何其芳写的序文未能表达出自己倡议编写这本书的初衷，遂亲自捉刀进行了再三修改，并增加了一些重要的段落。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增加的段落中，毛主席用到了一个何其芳从来没有见过的词语——“光昌流丽”。

何其芳回去誊写毛主席修改过的段落时，看到了这个词，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就怀疑这是一个生造词，却又担心是自己见识浅陋，错过了这样一个好词语。于是，打了电话向见多识广的俞平伯请教。果然是他见识浅陋了，俞平伯告诉他，这是个成语，“昌”字在这里作“大”字解。

《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指示把这本书的序言发表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后来又把这本书推荐给参加整风的干部们阅读，甚至在外交场合向外国友人推介。

比如说，1962年1月14日，毛主席在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凯志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就对他们说：“我们出版了一本叫《不怕鬼的故事》的故事书，有英文版和法文版，这本书要传达出来的道理是：帝国主义是大鬼，我们不怕鬼，你们也不怕鬼。你们可以读一读。”

不得不说，《不怕鬼的故事》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是唯一一本由毛主席牵头并参与编写的文言文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