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革命家曾志的悲伤婚姻故事

美女革命家曾志的悲伤婚姻故事

1932年20岁的曾志。

近年来，笔者在多种媒体上读到以曾志婚姻经历为主题的文章，发现一些文章作者写作态度不够严谨，多有事实错误，也缺乏对曾志婚姻悲剧的人性关怀体察。为此笔者写作本文，不仅在资料依据上力求详实真实，并努力复原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尤其要带着虔敬的心情表达对革命前辈的尊重和敬意。

曾志一生有三次婚姻，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人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诗中夏明翰的弟弟，很早就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第二任丈夫蔡协民，也是革命烈士。第三任丈夫陶铸，曾经成为中共中央第4号领导人（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4位的排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等），后受江青、陈伯达迫害，因病去世。

曾志三次婚姻的结局都十分令人悲伤，她从这些婚姻经历中，也曾体验过美好爱情，但更多的是失望，是无奈，是痛苦，让她饱受折磨，也磨炼了她的革命家、政治家品格。

与夏明震的婚姻：懵懵懂懂

1927年3月，年方16岁的曾志参加了革命，在工作中认识了夏明震，在工作中两个人接触较多，但并没有产生感情，不像有文章说的他俩一见钟情。实际上，他们不但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合，其实结婚也没有给她带来很深的感情。

从曾志这方面看，这段婚姻完全是无聊的舆论造成的。有一天晚上，夏明震在曾志的住地开会，会议开到很晚，因为会议内容与曾志无关，她就上床休息了。半夜里醒来，她突然发现身边躺着另一个人。她连忙点灯一看，是夏明震，夏明震也醒了，他解释说，因为晚上开会实在太晚，回自己的住地离得太远，当时又困又累，看到你的床上空着一半，就和衣躺下了，没有别的想法。曾志觉得也没什么，就没有管他。天亮曾志醒来时，夏明震已经离去，也就没当回事。

夏明震，夏明翰的亲弟弟。

谁知道马上就有人开玩笑说：你们两个昨天晚上过得很幸福吧？这时曾志才发现问题严重了。她对夏明震表示不满，夏明震向她道歉、解释，曾志气呼呼地把他赶走了。夏明震请妇女主任做曾志的工作，让她干脆嫁给他。妇女主任找曾志说：革命者讲的是自由恋爱，夏明震愿意和你结合，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你们俩结婚算了。曾志没有答应。有一天，夏明震突然冲到曾志的房间里，对曾志表白说：“我是真心爱你的，我们结婚吧！”说着就跪下了。

曾志平时对夏明震印象挺好的，虽然没有爱他，但也没有嫌弃他。现在因为周围的人都误以为他俩已经发生关系，既然他如此态度坚决，曾志心软了。他俩简单举行了仪式，就搬到了一起。

但结婚后不到一年，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了。实际上，他们俩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很深的感情，夏明震就牺牲了，死时才21岁。那么优秀的青年，人生刚刚开始就匆匆而去。或许本来他们也是可以成为一对恩爱夫妻的，但在他们的生命之花刚刚绽放的时候，婚姻突然结束了，离去的人很无辜，留下的人很无奈。生命短暂，人生无常，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事情。

夏明震是在党组织错误决策导致农民反水时被乱刀砍死的，曾志找到了夏明震的遗体，看到他血肉模糊、伤痕累累，曾志深深震撼。后来革命军抓到杀害夏明震的一群人中为首的那个农民，曾志发疯似地一刀捅死了那个人。

夏明震牺牲前，曾志已经怀孕，在战争环境十分紧张、革命者是职业革命者，孩子生下来只能马上送给别人去抚养。失去丈夫和孩子，曾志身心遭受了多重伤痛。只能说，革命事业是神圣的，战争是艰苦而残酷的，个人的感情是渺小的。

但是，可能年轻的曾志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身孕的时候，又遇到另一个革命同志蔡协民。蔡协民见她那么楚楚动人、惹人怜爱，很快就向她求婚，曾志答应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夏明震刚刚牺牲不久，蔡协民的求婚让她不安，夏明震毕竟是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但是战争中革命者随时都可能牺牲，她对夏明震的刻骨铭心也只能留在内心深处，说什么“三从四德”毫无意义。

与蔡协民的婚姻：因误会而结合

就在夏明震牺牲之后，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打倒郴州，组织上把曾志调到工农革命军第7师师部党委办公室工作，党代表蔡协民，是曾志的顶头上司。

蔡协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员，是毛泽东的学生，后参加南昌起义，是第24师铁军连指导员，随朱德到湘南，朱德安排他担任新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7师党代表。蔡协民是有理论有文化、成熟有水平的共产党员，清清瘦瘦，斯斯文文，稳健缜密，意志坚定，对党忠诚热忱，对曾志温文尔雅，曾志对他十分敬佩爱戴。

在朱德带领红军上井冈山会师前夕，蔡协民向曾志求婚，他们立即结婚了。曾志在回忆录中在讲到和蔡协民结婚之后，才提到自己有了身孕，也没有提到是谁的孩子。实际上很明显是夏明震的孩子，因为曾志见到蔡协民还是在1928年4月前后，到11月孩子出生，表明他俩结婚时已经有孕两个月左右了。

曾志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立刻送给了王佐部队中的一位石连长，取名叫石来发，后来石连长很快牺牲，孩子就成为石家的继承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志找到了石来发，但没有带走他，石来发一直在石家当农民。

因为部队不断打仗，红军干部战士无法稳定地生活，曾志和蔡协民也是聚少离多，但1930年6月，组织上安排他们到厦门白区做地下工作，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

那段时间他们经常吵架。曾志后来回忆说，虽说两人是自由结合的，但毕竟相处时间太短，结婚以后曾志才知道自己不喜欢他的性格，温柔有余刚毅不足。蔡协民比她大11岁，总像对待小妹妹一样爱护她，但又生怕曾志对他不好，管得很死。当时福建省委机关有个秘书处长叫黄剑津，他经常到军委驻地找曾志聊天，蔡协民就生气，他竟当面质问黄剑津：“我同曾志两人感情深厚，你要做第三者吗！”弄得黄剑津非常尴尬，曾志也觉得这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那个时候她就意识到，总有一天会分手。

1931年11月，曾志和蔡协民的儿子出生了，因为长得挺壮实就取名为小铁牛，他俩都很喜欢这个孩子。出乎意料的是，1932年1月，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竟然通知曾志和蔡协民，组织上已经决定将他们的孩子“送”（实际上是卖）给别人，甚至提前收了对方100块大洋!因为组织活动经费一直短缺，一看自己的部下有了孩子，王书记马上就说，好了，经费有着落了！

那个时候不服从组织决定是不可能的。曾志和蔡协民抱着孩子到厦门中山公园玩了一天，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曾志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就把孩子交给别人了！没想到的是，要孩子的那一家是中医之家，小铁牛到那家时，正赶上天花、麻疹流行，家里来了许多求医的麻疹、天花病孩，不到半个月小铁牛就传染上了麻疹，接着染上了天花，很快就被夺走了生命。曾志听到这一噩耗，心如刀绞。但她处于地下工作的状态，不能够随便流露自己的悲伤，她白天压抑住心中的无限痛楚，仍然默默地忙碌，到了夜深时，才任由泪水纵横。

蔡协民、曾志和小铁牛合影。

孩子刚刚送人的时候，蔡协民奉命到惠安、泉州等地巡视工作，听说孩子死了，他也非常伤心，再加上就在这时候，他被上海派来的中央巡视员告状，免去了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一职，只安排担任巡视工作。政治上失意是一方面，实际上因为和曾志两人总见不着面，又担心曾志不喜欢他，他感到情绪十分恶劣。有一次蔡协民碰到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和他一起喝酒，借酒消愁。说起不愉快的往事，他告诉陶铸，曾志对他三心二意啦，不是真心爱他，说到气头上，掏出曾志的照片撕得粉碎。还说领导对他也不好，他在红四军政治部工作时，有一次抄写布告，漏写了一个字，将“共产党”写成“共产”，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他做事不认真，抄完也不校对一遍就贴出去。掉了个“党”字，这不是一般性的错误，是原则性错误，国民党反动派不就是骂我们“共产”吗？！毛泽东生气地说：“我不高兴看的人，我情愿看我的脚指头！”蔡协民说起这些事，痛哭流涕，说毛泽东不了解他，对他不留情面。

其实毛泽东对他还是挺好的，1932年4月下旬，曾志和蔡协民在漳州巧遇时，毛泽东把自己住的比较大的卧室让给他们住，让他们相聚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王海萍安排他们分开工作时，蔡协民不希望分开，他请求毛泽东出面协调，毛泽东亲自做工作，才安排他俩一起到漳州中心县委工作。其实此前曾志已经跟毛泽东讲过，希望趁这一次要是分开工作，就跟蔡协民分手。

但不久，蔡协民被上海中央巡视员批为右倾，接续受到打击。1932年7月，厦门中心市委派人到漳州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在闽南党内开展了一场“反蔡协民路线斗争”。因为这时候王海萍已经被捕牺牲，新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许包野不了解情况，批他们只能是乱扣帽子。当时曾志和蔡协民一起被批判，他俩一起写了申诉材料。但是，厦门中心市委还是作出《关于蔡协民在漳州工作错误的处分决定》，撤销蔡协民职务、保留三个月党籍，曾志也背了一个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1932年底，蔡协民决定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曾志留在福建。临行前曾志明确跟他提出就此分手，结束了夫妻关系。

蔡协民的遭遇十分悲惨，先被极左路线错误批判和压制，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1932年秋，上海中央局给福建发了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在他工作过的地方都要揭发批判他。曾志和大多数同志都觉得莫名其妙。后来知道，当时左倾中央肃反，莫须有地认定闽南红三团指导员游生民为“社会民主党”，当时蔡协民是漳州中心县委书记，他认为游生民不可能是什么社会民主党，不但没有处理他，还把他放了。结果厦门中心市委根据蔡协民来自闽西，又放掉游生民，推测他是游生民的同伙，就向中央写报告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蔡协民到上海受到中央机关干部的冷遇，熬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1933年初他又回到福州，福建这边的党组织对他也十分冷淡。后来罗明到厦门主持新省委工作，才恢复蔡协民的工作。但不幸的是，1934年4月被叛徒告密被捕，5月在漳州英勇就义，牺牲时33岁。临刑前蔡协民高呼“共产党万岁”，以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与陶铸的婚姻：爱并痛苦着

曾志与陶铸1930年刚到厦门参加地下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结识。1930年9月，曾志在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屋里第一次见到陶铸。曾志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一天，我在省委书记罗明的屋里见到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约二十三四岁，个头不高，却很精干，微黑的面庞，青腮帮子，一头不驯的浓密硬发，粗黑的眉下目光炯炯。他上身穿一件咖啡色广东衫，下着西裤、皮鞋。我觉得这人虽谈不上魁梧英俊，更谈不上潇洒儒雅，却自有一股逼人的英气。

罗明给我们互相作了介绍，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愣了片刻。

哦，原来他就是陶铸！

这个名字我在闽西时就听说过了，他就是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总指挥（一位华侨青年还根据此事创作了小说《小城春秋》，20世纪50年代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从监狱中获救的一批同志，后来奔赴闽西苏区，我就是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到，陶铸是一位十分英勇又极有才干的同志，因此他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陶铸也没想到，人们传说的闽西苏区蔡协民家的那个泼辣能干的“母夜叉”，竟然是白净秀气，一头垂肩秀发，穿着素净得体，举止端庄的年轻女人。难怪他大吃一惊。

好像有一点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见面的感觉，他们俩都有些心动了。虽然曾志还是个有夫之妇，但他俩有这个缘份，革命工作也会成全他们。1932年11月，福州中心市委任命曾志为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他们在福州租了一栋房子，曾志和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及福州中心市委组织部长陈之枢和另一位女同志组成两对假夫妻，在这里建立了两个“家庭”。

不过，一开始陶铸就给曾志来了一个党纪处分。1933年初蔡协民从上海回来时，没有组织介绍信，表明他是有问题的，原则上即使大家认识他，如曾志还是他的前妻，也不可以接触他，更不可以告诉他任何消息。但曾志还是跟他说了“社会民主党”的问题，还坦率地汇报给了陶铸，陶铸大怒，给曾志作出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这是一个很重的处分，但曾志无怨无悔，因为她本来就认为蔡协民是冤屈的，加上毕竟夫妻一场，希望蔡协民能够洗刷自己政治上的污点。

尽管处分是严厉的，但这时，他俩感情却逐渐产生。虽然陶铸已经是曾志生命中第三个男人了，但其实此前她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恋爱，跟蔡协民在结婚前相处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并没有怎么了解就结了婚，结婚之后才知道彼此并不合适，虽然蔡协民对她很不错，但曾志对他的感情并不很深。陶铸不仅政治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而且个性强悍、敢作敢当，更匹配曾志的个性和情感需求。陶铸对她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处处关心、体贴，一见到总有一种很亲切的神态。曾志心里总挂念着他，不在身边时就会想他，出门迟迟未归她便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事。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曾志从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因此，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于是“我们这对假夫妻假戏真做，自然结合了。”

不久，曾志的第三个孩子来到人世，这时候经济上非常困难，她口袋只有几毛钱，陶铸用他唯一值钱的毛毡当了三块大洋，花两块大洋，请来了附近街坊的一个接生婆。那女人到家里后，二话没说，拿把剪刀在曾志的裤裆处，“咔嚓、咔嚓”就剪出一个大窟窿，顺手用桌上的花露水擦了擦手就算消毒了。然后，她就很粗鲁地把手伸进曾志的子宫里去抠，探一探婴儿是否头朝下，结果把子宫口都抠破了，痛得曾志汗如雨下。

孩子生下来了，不出意料，曾志的身体感染了。当时实在太困难，如果有钱，可以住院生产，如果有七块大洋钱就可以请助产士。曾志这次生育身边只有陶铸，他既要忙工作，又要照顾曾志，忙得不可开交。他做饭、洗尿布甚至洗血裤子，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这个女人，尽管她生下来的并不是他自己的骨肉。

已经是第二次了，曾志带着前一个男人留下的身孕投入下一个男人的怀抱，看起来有一点急促、有一点草率，实际上既有命运安排的无奈，更体现曾志革命家真性情的本色。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人生本当如此，何况后来的男人都是那样真挚地爱她，内心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也像前两个孩子一样，在生下来的第13天，就不得不送了人。这个孩子叫曾春华，小时候受尽磨难。1950年曾志托人找到了他，回到曾志身边才开始上学受教育。当时的曾志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带孩子。其实革命战争环境也不允许女战士带着孩子去打仗。

但就在这个时候，1933年的3月，上海中央局来了个通知，叫陶铸立即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书记一职由组织部部长陈之枢接任。对此次调动陶铸感到很意外，但直到两个月后他在上海被捕入狱在狱中遇到革命同志，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中央派来福州巡视工作的巡视员朱某曾征求陶铸对王明的看法，生性秉直的陶铸毫不隐瞒地表露了自己的观点：“他是吃洋面包的，我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并不太懂！”这位巡视员回上海后，向王明如实地转达了陶铸的看法。这可惹恼了这位总书记，这次调动，实际上是被王明巧立名目撤了职。

陶铸当时是不可能知道是王明在整他，但他知道将要和曾志分手了。在此之前，他们这对假夫妻也没有怎么厮守在一起，曾志到福州时已经接近预产期，接着就生孩子、坐月子，这期间又因为受处分单独住在别处。陶铸也经常下乡巡视，两个人难得待在一起。而现在孩子刚送了人，身体刚复原，却又要分手了。

临行前，陶铸在一个旅馆租了一个房间，他俩像真正的夫妻那样，恩爱相依，共同度过了十天幸福的“蜜月”。4月下旬的一天，两个人在旅馆门口依依分手，互道珍重，难分难舍。或许这一段感情生活就是曾志一生中最美好的爱情生活。两个人真心相爱、互相欣赏、身心交融，达到了爱情的最美好的境界。

陶铸离去不久，陈之枢就告诉曾志，说陶铸在上海被捕叛变了！给曾志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实际上陶铸被捕是真的，叛变则是陈之枢编造的谣言。这个陈之枢给中央打小报告说陶铸的坏话，也是陶铸被调去上海的原因。结果不久之后陈之枢自己被捕真的叛变，使福州党组织受到很大破坏。不久陶铸来信说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虽然可以由此推测他没有叛变让曾志感到安慰，但还能不能活着出来相见则又是令人绝望的。才23岁的曾志，貌美如花、青春如火，爱人生死不明，爱情陷入绝境，她如何能够承受命运的打击！

此后一段时间，曾志的感情生活也曾出现了短暂的迷茫。1934年9月，曾志收到中共闽东特委送给她的一纸处分决定。决定说：

曾志作为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她这样做，是企图使党权、军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种阴谋手段，是极其严重的错误。特委决定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四个月处分，调往寿宁县做群众工作。

曾志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她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二团团长任铁锋、政委叶飞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曾志认为自己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但恋爱是她的权利，陶铸被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她才23岁，是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三从四德”、贞节牌坊早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重新找对象是她的自由和权利。

那一段时间任铁锋在很多事上与她意见都较一致，在工作中，他信任尊重曾志。曾志对叶飞也是有好感的，但对他也有顾虑，他个性倔强，尤其是对女同志有一种大男子气。但从此以后，叶飞不再与曾志单独接触。对曾志的这个处分，实际上是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借题发挥，借以打击压制叶飞和任铁锋。虽然詹如柏后来为革命牺牲了，曾志也无法追究他对自己的冤屈，但这个处分对曾志后果很严重，带来了很长时间的负面影响。一是派她到工作环境极为危险的寿宁地区，加上这一段时间重病缠身，曾志几乎丧命。有一次在一个畲族村子里养病，突遇敌人来袭，因为病重，跑了几步就倒下了，这时一位抱着孩子一起跑的畲族大嫂，立即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路边，背上曾志就往村后林子里跑，直到村里枪声停了，她才飞跑回村找孩子，幸好孩子被村里一位老人抱回家了。这位舍己救人的叫蓝金妹的大嫂让曾志感恩一辈子，后来还曾去找过她，可惜她早就去世了。

二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曾志因治病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直到1935年秋辗转到上海才找到党组织，这段历史成为曾志后来几十年中的政治包狱。先在1938年被福建八路军办事处的范式人给长江局发电报诬为“动摇逃跑”，后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又被监禁审查一年零四个月，她作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时组织上还认定她“离开闽东是动摇逃跑行为”，直到1956年在广东工作时才经广东省委组织部审查两年作出结论“并非动摇逃跑”。1969年因陶铸牵连再次受到长时间审查，最后是1979年中组部复查确认广东1956年审查的结论，认为“本来就是清楚的。”一段“恋爱”插曲带来的问题，折腾了曾志几十年，差点没把她整死。

事实上，曾志和陶铸的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共第二次合作，陶铸得以出狱。1937年9月，曾志终于在武汉与陶铸见面，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相聚一段时间。

本来曾志准备去延安的，经陶铸挽留，决定留在武汉工作。没想到，很快他们又分开了。因为陶铸又碰到了克星王明，王明这时候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找个理由免了陶铸的职务，免职之后不分配工作。陶铸在上海就是因为王明将其免职不分配工作，在上海街头被特务逮捕的。这时陶铸决定到鄂中大洪山去发展抗日力量，曾志则决定到鄂西的荆门去。1939年9月，曾志在荆州当阳远安中心县委担任书记时，还曾与陶铸在襄樊教会医院偶遇，两个人都是来住院的。很快陶铸回到鄂中去战斗，曾志则去了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5月，陶铸也到了延安，两个人终于团聚在一起。不久，他俩的爱情有了一个结晶，那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名作家陶斯亮。后来在幼小的陶斯亮身上也发生一段极为感人的故事，容我另文记叙，此处按下不表。

谁知道，从陶斯亮出生、曾志坐月子开始，两个人就有了矛盾，甚至闹到曾志提出分手的地步。

曾志做月子从住院到出院，陶铸很少来去看望。以前曾志总以为与他是天造地设最美满的一对，眼见同住在医院其他人的丈夫每星期都来几次，每次来回都要步行几十里，陶铸为什么不来呢？就连曾志大出血，医院通知了他，他也只来了一小会儿便走了。孩子出生后16天曾志出院回家，回家也是自己照顾自己。当时他们住的是山上的窑洞，厕所距窑洞一里远，也在山上，坡陡路窄，带着婴儿很不方便，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去，厕所里也很不安全，粪坑丈把深，上面只有两块木板，一脚踩空，后果不堪设想。陶铸对这些都不关心，白天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太帮忙，星期天他整天在李富春、陈云那里闲聊天不回来。终于有一天爆发了，两个人大打了一架，两个人都打得鼻青脸肿，弄得左邻右舍都来劝解。后来有人说笑：“曾志，你真厉害，那一架打得那么凶，你一滴眼泪没有，像是满不在乎！”过了很久，曾志才冷静下来了，她决心一切顺其自然，对他不再苛求。在他看来，延安的许多男人也担心被人耻笑为“怕老婆”和“围着老婆转”，实际上还是一种大男子思想，是夫权思想的残余，陶铸也未能免俗。

参加了中共七大后离延安时，曾志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因为她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对此表示尊重曾志的选择。但是，日本投降了，时局突然发生变化，共产党人立即投身新的战斗，曾志没有时间处理个人问题，组织安排他们一起到了东北。那时形势复杂，工作任务繁重，他俩仍然散多聚少，感情问题一直未能真正修复。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带着孩子到较远的一个地方看电影，因为陶铸关节炎还没有好利索，特地雇了一辆马车去。电影散场坐马车返回时，途中遇到了这些天护理陶铸的一位日本女护士，陶铸便让马车停下，请那位护士也上车。曾志非常生气，对那护士说：“你不要上车了，自己走回去吧！”陶铸当时一声未吭，回到家就像火山似的突然喷发了，他大声指责曾志蛮横无理，不近人情，说着说着陶铸捶胸顿足，撕碎了自己身上的衣服，高声喊叫着，坐在床上痛哭起来。曾志很震惊很后悔，这个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多少年来，无论遭受多大打击、多大委屈，从没有掉过一滴泪，今天却当着家人的面哭，一定是伤透心了。这件事深深触动曾志，从此以后，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就再也没有发生波折。

1950年的曾志。

1969年，陶铸遭受江青、陈伯达的迫害，政治生命彻底结束，又身患胰腺癌，病痛难忍，陶铸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1969年10月陶祷被“疏散”到安徽合肥，他不让曾志随行，他知道如果她去，会让她遭受无谓的羞辱和伤害，曾志也知道，陶铸不让她去，是对她最后的、最真挚的爱。面对对生离死别，他们没有流泪，十分平静冷静。此时此刻的陶铸和曾志，都已经是真正久经考验的卓越政治家、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钢铁战士，他们的感情达到了的最高境界，他们的人生成就也达到了最高境界。他们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尊严，拥有享有最崇高美好的爱情，他们被政敌打败了，但他们虽败犹荣。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安徽合肥悄然病逝，政治斗争不允许亲人为他送葬。

1960年的曾志。

1969年10月抱病离京之前，陶铸给曾志赠诗一首。他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上，曾志小心翼翼地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达九年之久。“四人帮”被粉碎了，曾志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立即广为传诵。这首诗既表达了陶铸政治信念的坚定真诚，也表达了对自己一生的爱人真挚的感情。阅读陶铸这一首诗，人们会为他们的爱情不能圆满、人生不公正的遭遇而悲伤，更会为革命者的崇高品格，为他们面对不幸的无畏和悲壮，而由衷地崇敬和感动。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