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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街头混混的自我救赎三分之一蹲监狱，剩下的人生做好事

2024-04-27 10:17 来源：故事志点击：

一个街头混混的自我救赎三分之一蹲监狱，剩下的人生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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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故发过一篇《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们》，讲述了两个孤儿被好心人王学丽救助的故事。

不是每一个曾经流浪街头的孩子都可以如此幸运。故事的中有一个义工叫侯传喜，在两个孤儿最叛逆的时候帮助了他们，他也是个孤儿。侯传喜在童年没有遇到一个叫王学丽的阿姨，但是历经磨难，他成为了那个好人。

后来，侯传喜去世了，王敢是他生前的挚友，为我们讲述了侯传喜从狱中出来后被搭救，转做义工的经历。

侯传喜的葬礼安排在大乘寺里。那时刚入夏，温度渐渐上来，20度左右，天气舒服。要是冬天，在齐齐哈尔那可太冷，也太长了。

去吊唁的人很多，富拉尔基区爱心助困协会的李叔、刘叔，还有经常带饭给侯传喜的蔡姨。我也在。那时候我已经被学校开除快两年了，在学校，那个老师烦我，一次拿凳子砸我，我从书桌里抽出砍刀朝他背后劈了六刀。

我叫王敢，曾经是个混混。后来我跟着侯传喜做好事，做公益，稀里糊涂地就沾了改邪归正，没再遇到什么磕绊。爹妈只道是我长大了。

侯传喜是我兄弟，死的时候22岁。他是个孤儿，22岁的人生，三分之一都蹲了监狱，受得苦你们永远想象不到。

我曾经想救他，但结果是他救了我。

替公益机构寻找那两个孤儿，张龙和张鑫的时候，我俩遇到了生命危险。

做义工那会儿，有些助困会救助回来的孤儿，会因为受不了学校的约束自个儿跑掉，张龙、张鑫就是这样，两个小混子，又跑了。说来也可怜，他们的妈妈在17岁生下了老大张龙，两年后生下了老二，之后妈妈不辞而别，爸也消失了，剩下八十多岁的爷爷自己生活都困难，兄弟俩就开始流浪街头。

王学丽在一片荒废的棚户区找到了俩人，低矮的平房有些已经塌陷，很少有人居住。周围的邻居说这些流浪街头的孩子没钱的时候，饿了就去超市偷些，拿了就撒丫子开炮，学费则是抢同学的零花钱，有了节余就到网吧挥洒一空。

像这样的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生存上的帮助，也需要有人纠正他们的人生，因此王学丽决定把他们送到爱心机构抚养。和张龙张鑫一样，我和侯传喜小时候也曾是流落街头的孩子，可是我们没他们幸运，免不了走了点歪路，后来侯传喜做义工，靠自己努力做个好人。

志愿者找遍了附近的网吧、他们曾经藏起来的废弃汽车里，还是不见踪影，侯传喜和我把自己的小兄弟们散出去，得到了两人在富区铁西一家网吧的消息，传信的人说，老板可能通过俩孩子运东西，干些非法的勾当。

我跟着侯传喜去了网吧找人。那是一家随处可见的昏暗的网吧，网吧可能是我们这年轻人最多的场合，这网络里头和这城市的现实差距太大，人们不出来也正常。

侯传喜准备直接进去，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带上了家伙。

我们在二楼找到了弟弟，他正戴着耳机玩游戏。网吧老板发觉不对劲，跟了上来吼我，我没搭腔，侯传喜顺着又找到了哥哥。正准备拉扯着两个孩子回去的时候，灯突然黑了，再亮的时候，四十厘米的平头西瓜刀劈了过来，直奔我，老板戴着口罩举着刀，看不清面容，只露出眼睛。

我虽然没犯过大事儿，但是也经常动刀打架，对面这是要我的命啊。我立刻要拔出我那把刀，和对方拼命。

突然一只手按住了我的手，“不要伤人。”是侯传喜的声音。没有时间反应，我只能扬起胳膊一挡，对方的刀划破了皮肤，“噔”的闷声在骨头上停了下来，留下了约莫六七厘米的痕迹，温热的血就淌了出来。

我平日打架很少吃亏，正面打我没怕的。我当时气疯了，还想反击，侯传喜扯着我说“先走”。我就那么两脚软绵绵地跟着他往外走，老板没再拦着，看着我们带着孩子离开。期间我就听见玩游戏的弟弟瞅了我一眼，说：“又砍一个。”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就想明白了，是侯传喜救了我。他知道如果我们动手做出过激的事情，可能就又回到过去，一辈子就没了。如果当时我一个人去的话，也不会收手。侯传喜待过监狱，知道冲动意味着什么，这刀我得挨，不挨这刀，我可能这辈子就没了，是侯传喜救了我。

后来张龙张鑫被送进了福利院，过得还不错，有了干净的被子，但不提供电脑游戏。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在吹散的时候，被好心人收集起来，在合适的的土地上生发，有的种子就没那么幸运。

那事儿之后我没再动过刀子，我只是想起来，不禁觉得有点荒诞——自己怎么就跟着兄弟做起了义工，会那么听他的话。

图|受访者供图

侯传喜和我一样，家在嫩江边上的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区，在达斡尔语中，富拉尔基是红色的江岸的意思。有人问过我，小说《三体》里红岸基地的原型是不是富拉尔基区。说实话我不知道。但往前划拉大概50年，我们这里是最牛的工业重镇。

当年苏联专家援建的机械厂“一重集团”就在富拉尔基区。据说老人们说，那是亚洲第一大，车间厂房大得一眼望不到头，却没有一根承重柱。老人们一说起以前就眉飞色舞，想必是那时比现在过得风光、舒坦太多。

在富拉尔基，时间比外头走得慢一点，好多地方和上世纪一样没咋变。一家废弃的舞厅里，红色的灯笼还没褪色，听说最多的时候能容纳九十多人，以前是附近热电站的工人们下班最喜欢去的地方。一些餐厅里装饰着挂历和照片，被阳光晒得皱巴巴的，上面印的是北京的天安门和颐和园，而现在，富拉尔基每两天有一班高铁开往北京。

这里的人经常在红岸公园瞎溜达，这没有雷达峰，没有超长的深空天线，更没有纪念石碑，只有普通的亭台和沿江的步道，偶尔露出几段废弃的铁轨和道路并行。里面还有个动物园，有一头熊，打我记事起就在里面。现在它瘦得和皮包骨一样，一动不动，眼睛直愣愣的，养它的圈也老埋汰了。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侯传喜，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富拉尔基，他比我大几岁，但是他和张龙、张鑫的经历很类似。

侯传喜的父亲老喜欢喝大酒，侯传喜小时候，他爸喝大了就打他和他妈妈。父母离婚了之后，侯传喜跟着他爸，到了学龄他爸没送他去上学，侯传喜就在城乡结合部放鸭子玩，回家还得照顾醉醺醺的爸。后来，再嫁的妈妈把他接回身边，他总算在8岁那年上了学。可好日子过了没两年，生父生母先后因病去世，侯传喜辍学了，重新混在街头，偶尔在饭店当学徒。

在当时已经日趋落寞的富拉尔基，弥漫着一种辉煌渐渐冷却的萧条感。我们的父辈在适应这种萧条时总是出问题。而我们这一代遇上叛逆和颓废的青春期如果没有长辈帮扶，很容易被青春期和颓废的社会合谋，推向流落街头的命运。

13岁那年，他准备去富拉尔基外头看看，想去南方打工。这儿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理所应当。不太有人愿意早早地就窝在老家，一个辉煌停留在近半个世纪前的城市。上一辈还能子承父业进厂里端个铁饭碗，到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自己养自己。但找工作也发现没啥工作能干，一年顶多赚个万把块。

那些去外地闯荡回来的“老混混”们，会选择做个买卖，开个烤肉店。他们其实很年轻，在正常大学毕业的年纪，可能已经天南海北走过一圈，做过的工作和阅历比常人丰富太多。小买卖啥时候不能干啊，一定得出去闯。不然你出名儿，可能就和600公里外的鹤岗一样，因为穷——房价便宜被人家记住。

侯传喜终究没走成。他犯事儿了，进了监狱。

出发去南方之前，他在公园的啤酒节上摆了个小摊儿卖烧烤，赚了几千块钱。但是马上就和街头的兄弟们花完了。他离不开那些朋友，出事也跟这些朋友有关。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侯传喜给我和李叔讲了不一样的版本。我听说的版本里，他是为了给兄弟出头。一个兄弟，骚扰一个陌生的女孩被教训了，他就提着链子冲了上去。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像我，父母健在，平时还做点生意，有点小钱，街头的小团体只是青春期无聊叛逆的打发。侯传喜很重义气，对他来说，这帮兄弟就是他的全部，他早没了家。

后来李叔说起侯传喜跟他讲的版本，我发现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群没钱的不走正道的小孩子抢劫的故事。过程中，为首的侯传喜伤害了一位女士。我不知道哪个版本是真的，也有可能都是假的。

倒是伤人的场景，我们听的都一样，侯传喜从裤子上解下一条铁链——当时我们身上最常见的装饰品，跳起来抽向那位女孩，铁链的末端飞出去的时候甩上了女孩一只眼睛，啪，女孩失明了。

侯传喜付出了七年的代价，最终没能去成南方。

图|电影《新世界》剧照

侯传喜跟我讲过几次进了监狱的日子，听得我身上发疼。

刚开始他待在少管所。那是十六七岁小伙子们的地盘，他那时候才13，其他人像捏小鸡一样欺负他。他在外面是老大，从小也没什么人管，进去后谁也不服，一开始顶能反抗。少管所有八人间，十六人间，每个房间都有老大。有的老大，是用拳头挣出来的，另一些老大是家里条件好，时常会在外面带一些吃的分给兄弟们。侯传喜没钱也没拳头，好像被扫到簸箕里的一片轻飘飘的纸，在里头当不了老大。

不时会有“老大”要教训侯传喜这样的人，但是伤口不能被看出来。没进去多久他被四个人架着打胸口，和电影里一样，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争得存在感，每个人都要参与，集体的暴行只有最弱小的那个饱尝痛苦。

监狱里有个厉害的手段叫“滴水下流”，在一个小盆里装满凉水，一滴一滴的往脑袋，头顶最中间的地方浇水，一点一点浇满四五盆。那是漫长的时间，但是在里面，最不缺的就是时间。第二天侯传喜就瘫在床上起不来了。侯传喜和我说这事的时候和讲别人的事儿一样，我想象不出来这个手段有多痛苦，只是觉得脊背发凉。

一开始侯传喜还要被人架着，要反抗，后来就蹲在地上，靠着墙，直着背，有人站在上面滴水。挨打，低烧，干活，接着就得了肺结核，时常要躺在医务室。

后来去了成人监狱，他因为生病干不了重活，日子反而好了些。听说有个大哥很喜欢他，时常照应着，后来大哥出去了，他一起进来的兄弟也出去了，就剩下他熬后面的几年。后来出狱了，他去找过生父那边的亲戚，可是没有人肯认他。

这些讲述和后来我认识的侯传喜一对照，时常让我觉得恍惚，觉得后来我认识的侯传喜好完美。

2014年，助困会的李叔听说社区接收了一个刚成年的刑满释放人员，身体不太好，需要帮助，就决定去看看。

2014年12月，齐齐哈尔断断续续下了三四场雪，马路上盖了一层又一层，人包在建筑物里，也要冬眠了。零下二十多度的一天，在一个出租屋里，李叔看到了侯传喜。

李叔说，当时只有一张板床，一米七左右的瘦子躺着，脸很白。那人大腿还没成年男人的上臂粗，粘连着皮肉，脑袋很小，后脑勺尖尖的，仿佛身体只能支撑这么多重量。

那年侯传喜20岁，已经没了早年混街头时气盛的样子。他的肺结核时常发作，疼的时候骨头拧在了一起。他低着头，斜着眼睛偷瞄这些陌生人，有点害怕——在监狱里长期挨打这点也改变了他，他不敢和别人直视，习惯了只偷偷地看。

李叔把侯传喜带回了协会，待侯传喜和亲儿子一样。不过他不知道侯传喜背着志愿者的时候，会偷偷地抽烟。

其实他的病不允许他这么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侯传喜差点死了，被李叔所在的志愿者协会救治后，去医院看了两次病，用上了好药。医生和李叔说，这孩子左边肺没了，右边还有三分之一能工作，好好照顾还能多活几年。后来，我们似乎也忘记了他有生命倒计时。

他偏喜欢做点“极限运动”，比如开走李叔的红色摩托车，启动的时候要用很大力气把支架踢起来，他握着重重的车把，带着我沿着嫩江边兜风，自己好像风筝一样飘。

其实除了我之外，他还认识了一帮小兄弟，经常他们帮忙募捐，整理物资，办活动，去残疾人家里帮忙。他把自己搞得很忙，他比我更讨大人们喜欢，听话，嘴甜，对谁都笑，没人不喜欢他。

协会里的人各有工作，不领薪水，被救助的侯传喜成了这里的编外志愿者。开春的时候，他离开了租住的小房间，搬到了协会的办公室住。他不能搬重物，也不能老运动，但是能跑腿，能帮着在电脑上录入名单。

侯传喜很少和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提起这些，好像想把那段经历藏起来，在协会急切地想开始新的生活。

我刚认识侯传喜，是他出狱后半年多，在一个保健品店里，他有时候帮协会的叔们看店，在铁西体育场背后。

他特瘦。第一眼，他让我想起相声里一个瘦的夸张的瘦猴，长长的刘海遮住了半张脸，小格子衬衫，里面搭着黄色的T恤，穿着牛仔裤，特别爱笑。就是有时候会偷偷地斜着瞄我，在监狱里不自觉形成的习惯，遇到了我这样的陌生人还是下意识显露了出来。

我没把他放在心上。我喜欢强者，应该不会和这么一个斜眼瞄人的家伙成为朋友。

闲聊间，我兜里掉出了我的那把小匕首，不长，那是我随身带的装饰品，也为了防身。侯传喜帮我捡起来，然后掏出来自己那把，凑在一起，锃亮，我也笑了。这个看起来弱不经风，不到一米七的瘦子原来和我是一个“道上”的。武器不只是防身，有时候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后来我发现，侯传喜比我更喜欢摆弄各种武器，总是手里拿着各种刀具自拍，做出很酷的表情，有时候也会嘟嘟嘴，水果刀放在嘴唇边。

这里的混混总是看起来很凶，我一直觉得要凶一点才能镇住别人，觉得别人都对自己有敌意。但是侯传喜不用摆凶，笑着就天然成为了我们这群人的头儿。

侯传喜当街头老大的时候，活动的范围正好在我家附近，我甚至怀疑这个小个子以前可能欺负过我。

侯传喜觉得我辍学这事儿很正常。我跟他说的，当时我上课睡觉，老师扔过来一只粉笔头，我又给扔了回去，然后一个板凳就朝我砸过来，飞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躲，但你要付出代价。”板凳落地，我从书桌里抽出一把刀，追着老师砍了六刀。

每代都这样，低年级的学着高年级的，不像这几年，都去打游戏了，江湖人少了许多，学生都少了许多，他懂我。我觉得我俩一样，也不一样，我们这像我这样的人挺多，但是像他那样的，很少。

图|电影《新世界》剧照

侯传喜刚去协会的时候，协会救助了两个小女孩，侯传喜自告奋勇地每天中午要赶回办公室给她们做饭。

追随“大哥”侯传喜，我一个小混混，莫名也做起了志愿者。我离协会办公室——也就是侯传喜的家不远，每天睁眼就跑过去和他玩，领着一帮在大人眼里的小混混，侯传喜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让我们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分拣旧衣物，到仓库装袋。我不觉得这些有意思，只是因为老大侯传喜在做，咱必须帮衬着。侯传喜老是笑着打包，和他聊天，他对谁都笑，消瘦的脸上眼睛格外大，嘴巴一直上扬着。

后来，我帮着侯传喜在红岸公园帮忙做义卖。其实我不懂，只负责叫人，把收服的小兄弟交给他，搬东西，看东西，听他讲解，再做宣传。他对每件物品价格都清楚，逮着谁都能聊上两句，直视着来人的目光，叔啊婶儿的叫的亲切。我感觉那段时间他过得挺高兴的，也挺牛的。你想啊，一个刚13岁就进去蹲了7年监狱的人，一般人早就废了，还想着融入社会，还能和别人打交道，适应能力也太强了。

他比张龙兄弟俩运气差一点，走了歪道后，才被协会的人搭救。但好歹后来事情转好，他在协会的人帮助下身体开始转好，也不再混街头。之后他做起了义工，开始帮助像曾经的他一样流落街头的少年，后来在那个网吧，他救出了张龙兄弟俩，其实也把我捞了出来。

侯传喜不怎么下馆子，总是吃自己做的凉拌面。方便面煮熟不放调料，拌着蘸酱，放醋，放火腿肠，放榨菜，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在饭店当过学徒，知道怎么做最经济最好吃。

出去吃饭侯传喜不喜欢占别人便宜，总会抢着结账，抢单的架势比我见过的任何东北人都激烈。大家都知道他只有几百块的低保钱，看病的医药费还都是捐助的，但不会驳他的面子。有时候我会在别的地方补回来，毕竟自己虽然混，但还有父母惯着。

只有协会没事的时候，我才拉着侯传喜去给上初中的弟弟送点零食。弟弟很熊，时不时受欺负，我俩就帮他“解决”一下，重现街头霸王的雄风。侯传喜不到一米七，有时候带副墨镜，像个军师。

我俩还商量合伙干个买卖，我家里也决定资助我。我和侯传喜说，你就负责在屋里收钱摆货，我负责出去送货拉生意，重活儿我干，轻的你来。想明年开春儿的时候就直接店面买下来，装修开干就完事儿了。

秋天，侯传喜的脸色有时会变得很差，嘴唇很白。出狱后的一年半里，他因为肺结核住了两次医院，每天要吃药。其实周围的人很少感觉他是一个时日无多的病人，他像一个永动机一样带着笑容做志愿者，他说自己是在报答好心人。去公园义卖的时候，有人质疑他们的正当性，侯传喜立马变了脸色，他不允许别人污蔑协会的“家人”。

大部分时间里，我觉得侯传喜都在做一个善良的快乐的年轻人，只是有一次我俩在澡堂子泡澡的时候，他坐着不动，似乎在想心事，自言自语说“好没意思，这么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挺着吧，过阵儿就好了，该打针打着该吃药吃着。”我胡乱应着，知道病痛一直还在折磨着他，只是尽可能不在别人面前显露，但是我不愿意细想。

侯传喜死在我怀里的时候，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就好像莫名其妙地快进到了结局。几分钟前，我还和他说到这两天他痰老多，该去医院看看了。侯传喜心不在焉地应着。

他大口大口吐血，我把他翻过来，面部朝下，免得呛到，然后抱到了床上，轻飘飘的。我现在都觉得那天的红色是不真实的色彩。

我打了120，飞奔出去找协会的其他人，没几分钟又跑回来，发现那张脸因为痛苦再次朝上，我抱着他，让他挺住。侯传喜已经说不出话了。

后来120来了，把我俩分开，房间多了好多机器，我就维持着那个抱着的姿势，被赶出来，免得耽误抢救，像一个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