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中国大案侦破纪实01:新中国第一个杀人狂

一百个中国大案侦破纪实01:新中国第一个杀人狂

解密新中国第一刑事大案

27年后当地仍封锁案件详细信息

而当地的村民还是谈案色变

2011年3月16日，陕南商洛市的王墹（音：jiàn）村春光明媚。57岁的张彩娥带着小孙孙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一晃，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张彩娥对记者说，不知道杨峪河畔的那些冤魂们是否已经重新投胎做人。

1985年，陕西省商洛地区商县杨峪河乡（现商洛市商州区杨峪河镇）王墹村村民龙治民与妻子共同在家中谋害48人案发。

近年来，这起特大杀人案不断被网友提起。去年年底公开出版的《陕西省志·公安志》，也首次刊出了"杀人魔"龙治民的照片。

那么，龙案是如何发生，又有哪些警世意义呢？案发27年后，记者赶赴西安和商洛，调查案件中的隐秘细节。

寻找失踪者

1983年—1985年，在商县各乡出现怪事。一些外地打工归来或者上城买东西的农民，离奇失踪。到1985年5月，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失踪者就有37人之多。

刘湾乡叶庙村40多岁的杜长英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5月16日，他起了个大早，跟哥哥一起去城里赶集给猪买豆饼。两人分手后，杜长英却再也没有回家，家人四处寻找。

5月27日黄昏，哥哥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路过县造纸厂时，他找到出纳员、表弟侯义亭，说了杜长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侯愣怔了片刻，叫道："哎呀！"神色变得严峻起来：两天前，有名男子拿一张金额1.85元卖麦草的条子来领钱，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侯问那人怎么回事，那人说杜欠他钱，一直赖着不还，他在街上堵住杜，杜把这借钱的条子给了他。

5月28日，经侯义亭辨认，领钱人是44岁的龙治民。

杜长年等人随即扭住龙，要带他去派出所。僵持不下的时候，一黑脸小伙上前，说也正找这人。

黑脸小伙是另一支寻人队伍的成员。1985年元月11日，上官坊乡某村副支书姜三合等人从西安做活回来，在西关车站打算回家，碰到个头矮小的龙治民。龙说他屋里有活，挖猪圈，一天五元。姜独自去后，再不见回家。其兄姜银山从胜利油田请假回家，一直寻找到了5月；期间曾数次向地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无回音。5月28日，在这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姜家看见了要找的人。

持续数月的寻访，姜家了解到，龙治民经常出没于西关汽车站等处，春节以后，还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

两支寻人队伍交换情况，感到事情严重，把龙押往公安机关报案。

途中龙再一次坐在地上，赖着不走了。此时是下午4点。杜姜两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姜银山、杜长年等人看住龙，由王治龙、王玉堂去报案。

他们先是就近找城关派出所，值班员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就问龙是哪里人。听说是西南乡的，值班员说：“你们找城郊派出所去，我们只管城里。”于 是他们跑到城郊派出所。该派出所只有三名干警，那天一个在家照顾患病的家属，一个不知什么原因没在班上，在班上那个干警家就在所里，当时正在屋檐下做饭。 听了王治龙和王玉堂的陈述，他说：“人是你们在城里抓住的，姜、杜二人也是在城里失踪的。对吧？那你们怎么寻到城郊所来了？”王治龙和王玉堂相互看看，一 时不知该说什么。王治龙说：“我们……找过城关派出所，可……他们说让找你们……”

“他们说的，那就找他们。”

二人无奈，从城郊派出所退出来，思谋再三，末了硬着头皮再度来到城关派出所。

“怎么又来了？”城关派出所说。

二人嗫嚅道：“城郊派出所说……人是在城里抓的……”

值班员看看表：5点多快下班了，问道“那人是啥地方人？”

“王墹的。”

“王墹呀，你们找杨峪河派出所吧。”

王治龙和王玉堂楞了半天。回到西关，他们把姜银山和杜长年拉到一边，把上述遭遇讲了一遍。杜长年大感惊异，说：“他们咋是这样哩！”这时龙在 一边看出了眉目，不禁又张狂起来，喊道：“看，人家公安都不管，你们到是凭啥哩？”王治龙怒气顿生，冲到龙跟前咬牙切齿道：“再喊叫，看不把你狗日的打死 在这里！”

“打呀，打死一个给我看看！”龙并不示弱。

姜银山把王治龙拉过来，对大家说：“不要急，都想想，看在城里有没有个顶事的熟人。”一句话提醒了杜长年，有，而且还是个得力的熟人。杜家有个老表，是县公安局的退休干部，就在城里。

下午6点多，杜家的那个老表带他们找到县公安局副局长董启堂。董启堂认真听取了杜姜两家的陈述以后，当即把刑警队长王扣成叫来。二人商量一 下，感到此事确非寻常：如果仅一人的失踪与龙有关，倒也罢了，而两个互不相关的人失踪都与龙有关，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遂决定将龙收审。

傍晚7点多龙被带进商县公安局预审股的审讯室里。

“叫什么名字？”

“龙治民。”

“哪里人？”

“他们没给你们说？”

“问你是哪里人？”

“杨峪河乡王墹村人。我是龙先进。”

“什么？”

“我是有名的龙先进呢！不信你们问问去。”

王扣成打电话询问杨峪河派出所，看来对方对龙治民相当熟悉，说龙的上述交待属实。至于龙的“先进”称号也确有其事，是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80年授予的。

接下来的讯问十分困难了，龙治民并不否认他与杜长英、姜三合有过接触，但他的供述来来回回就是这么一段话：“杜长英的麦草条是我拿的，他欠我20块钱。以后他去哪儿？我咋知道。”

“姓姜的是我叫的，干完活就走了。干了多长时间？起个猪圈嘛能用多长时间？一个下午就干完了。他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

审讯陷入了僵局，不久局长周玉也来了。他们照例对龙治民宣讲政策，用严厉的口吻告诫他；“要老实交待。”但对龙，这一切辅助手段似乎都不起作用。讯问持续了三个小时，没有多大进展。

晚上9点多，城关乡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刑警王扣成走出审讯室，问周玉局长；“这边怎么办？”周玉说：“你留下来继续审，我去城关乡。”一直到 凌晨3点周玉带人从城关乡回来，这边对龙治民的讯问仍没有进展。王扣成他们已显得十分疲惫，抽烟抽得嘴都木了。在过去的6个小时里龙治民不断说他是“贫农 成分”，是“受政府照顾的移民”，是“龙先进，为计划生育作过贡献”等等，似乎显得很可笑。对此，后来地区法院一位对龙治民其人有着较深认识的法官分析 道：“如果龙犯是想用这些‘光荣的头衔’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的确可笑。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龙犯的用意是什么呢？也许是想让审讯者在他这番可笑的表演的 ‘可笑’后边，看到他不过是一个‘老实、愚笨’的农民。”实际上，到了凌晨3点，讯问者不禁自问：这么一个矮小愚笨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呢？

关？

放？

他们犹豫起来。

最后他们决定：先把龙治民关起来，明天到王墹村龙的家里看看再说。凌晨4点，一道铁门把龙治民关进收审室。他随即喊叫起来：“你们咋随便关人 哩，国民党嘛！”喊声在静夜显得特别尖锐，又十分虚弱。

没人想到，在龙治民家中的发现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相拥的裸尸

5月29日早晨，两警察去往杨峪河乡王墹村。龙家窗户全堵上了土坯，昏暗得像个地窖。屋内坑坑洼洼的土质地面上，有几处好像被铲过；架在阁楼上的木梯上有些斑点，呈乌紫颜色，像血迹。龙妻闫淑霞下肢瘫痪，行为古怪，一会儿说："屋里没啥。"过了一会儿又说："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人，晚上我睡在炕上，听见外间有动静，第二天这些人就不见了。"问她怎么回事，她又不说了。过了一会儿，又没头没脑地说："我洗衣服，水红红的。"

民警回局里汇报后，下午增派人手再赴王墹。

下午一点多，王扣成、苟步云带人再赴王墹，这次动用了吉普车。

王墹地处商县城南一岭相隔11华里的南秦川，人口830人，居住集中，在商县属大村大社。县城通往西南各乡的公路从村前经过。村庄坐落在公路南边的一块台地上，与公路相距30余米。这也是龙治民家到公路的距离，因为那幢低矮的瓦顶土屋像王墹的“照壁”一样立在村口。

那幢土屋坐南朝北，门前偏西三米有一株柿树，朝南是耕地，顺坡势而下直至公路，其间无任何障目之物，站在屋前，公路上的景物尽收眼底，同样公 路上的行人也会将屋前的景状看得清清楚楚。屋东紧傍邻居，屋西是龙家的猪圈和厕所，围有一堵半人高的土围墙。墙外是进出王墹的村道，村道一端蜿蜒通达公 路，另一端在龙家东南角处西折，从龙家后窗下经过，然后分成数条支道通向村庄各处。就是说，这幢民宅的东、南两侧都临着人来人往的村道。

这样一个在人眼皮底下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是王扣成他们的第一感觉。

龙家西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柴草、空酒瓶、破布片等，用脚拨拨才能看见一块地面；东厢更加黑暗，污浊，杂物充盈，一进门便碰一脸蛛网和尘絮。

搜查时，村治保主任说，龙的家里很臭，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刑警队长王扣成则从臭味中分离出另一种臭味——他熟悉的死尸腐味。

就在这时，在堂屋和屋外的干警突然听见东厢房传来一声骇人的惊叫，接着赵新田跌跌撞撞跑出来，脸色惨白，一双充满恐怖之色的眼睛怔怔望着大家，指着东厢一 句话也说不出来。众干警涌进东厢房，黑暗中，渐渐看见王扣成站在那里，几件锄、撅、铁锨倒在他脚前，再往前是一堆散乱的麦草，草下浮现出一具，不，是两具 相互拥在一起的裸尸！

“好狗日的！”王扣成说。

警方停止搜查，封锁现场。看守所被要求把龙治民铐起来，并加上脚镣。

两具尸体中，一个是杜长英，但另一个却并不是姜三合，而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小伙。

再返王墹展开第三次搜查，警方人员在东边门扇的柴草后，又发现了一个满满的化肥袋子——里面装着一具女尸，死者年约50，也不是姜三合。

与此同时，看守所里仍不时响起龙治民的吵闹声：“我是龙先进，刘县长亲自给我发的奖哩！”

石宝贵不禁在心里抱怨：咋给我弄来个这货，也不说咋办……电话铃响了，是王扣成的声音。没容石宝贵开口，便传来王扣成凶狠的喊叫：“把龙治民给我铐起来！”

“咋了？”

“铐起来就铐起来！把镣加上！情况回头再说！”

“完了！”龙治民在哗啦啦的镣铐声中瘫坐在地上。响彻在他脑际的就是“完了”二字。然后脑中一片空白。

“他们发现那个塑料袋子了？”他想，“不用说发现了。太容易发现了，就在眼皮底下呵！他们打开房门时，稍用点劲儿，左边的一扇门便会被塑料袋子反弹回来……引导他们去搜查门后。他们先看到的会是一只架子车轮子，把轮子一搬——塑料袋肯定是被这样发现的！”

他们发现杜长英了吗？他倒希望他们发现的是杜长英。如果先发现的是李云，公安和杜家自然不会罢手。如果先发现的是杜长英——与杜在一起的还有 一个。就两个吧，两个总比三个少一个。这样一想龙治民觉得他们发现的不是李云——眼皮底下的最容易被忽略——他们找到的可能就是那两具相拥而卧的尸体。

用麦草条子兑换现金，这才实实在在是让龙治民后悔的一个举动。他怎么会知道出纳员是杜家的老表呢？5月24日，就是他杀掉杜长英的第九天，他 往县城去，路过造纸厂时，他站住了。麦草条子就揣在他怀里。他曾犹豫了一下，不，犹豫好多天了，要不要把这张条子换成钱。直到5月25日去县城时，他还没 有做出决定。他从造纸厂门前走过来，走出几步又站下来，摸摸怀里的纸条，又折回来。把一块八毛五分钱揉成纸蛋撒到丹江或南秦河里吗？他才不会干这种疯事。 他在造纸厂门前转来转去，已经被门口卖凉粉的小贩注意到了，如果再不进厂，会让小贩起疑心的。近来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不论走到何地都被人注视的感觉。他 走进厂里，如果出纳不在就算了，过丹江时把条子扔掉算了。可出纳偏偏在：“你咋拿别人的条子来领钱呢？”“你咋知道？”“杜长英是我老表。”他大吃一惊， 想收回条子，但已经来不及了……走出造纸厂，他出了一身虚汗，庆幸自己那番谎言编得还算囫囵。

现在想来，灾难的日子不在昨天——5月28日，而在5月16日。16日的前几天，他身上很难受，心慌，夜夜睡不好觉，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往家里 叫人了。16日那天他在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一带转悠了几个来回，没有遇到一个适合的猎物，心想今天算球了。转回西关时遇上了杜长英。这可是熟人啊，还到 他家去过呢。龙治民上前搭讪，问杜长英现在在屋里弄了点啥事。杜说看了十几口猪，也叫养殖专业户啦。龙治民冷冷的说：“这二年都成专业户了！”同时心想， 熟人又咋？想起夜里的心慌劲儿，他跟上杜长英，问杜到集上买啥。杜长英说想给猪寻些豆饼，可是没寻见。龙心想，他身上装着买豆饼的钱哩！嘴里说：“现在人 都吃菜油，你去哪里寻豆饼哩。”杜说就是，到了集上才想起这茬儿。龙问他还有啥事，杜说在没有啥事了，转转就回去。龙说：“转啥？转也是白转，跟我回去， 帮忙把那点洋芋锄了。你知道地里的活儿我做不动，媳妇又是个瘫瘫。”杜长英说：“你拿啥付我工钱？我可是只要现钱。”“现钱就现钱，做一天三个元，咋 样？”“你有钱？”杜长英疑惑的问道。龙治民说：“咋？只兴你有钱？前天我才揽了活——给人说了一门亲。我和你一样，只收现钱哩。”杜长英向街上张望了一 回，咕哝道：“得给我哥说一声哩。”

怎么？和他哥一道出来的？龙治民犹豫起来。杜长英却说：“算了，咱走。”

到了龙家屋前，杜长英不肯进去，说：“我不进去了，你看你把屋子弄成啥了，臭得跟茅子一样！”龙治民心想：你小子死到临头还嫌这嫌那哩，再过 几天，你会跟着一块儿臭哩。到了洋芋地，杜长英又弹嫌他：“你看你把地弄成啥了？草比洋芋秧子稠。依我说就甭锄了，绿绿的一块草地也好看，锄了草，洋芋就 没有几棵了。”龙说：“锄你的，恁多废话哩。我给你烧水去。”

那时午后的太阳正红，龙治民蹲在门前，眯眼看着养殖专业户在坡下的地里给他白干，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做财东的感觉。

夜里，他照例用那把老撅干掉杜长英，从他身上搜得买豆饼的钱和麦草条。

还有一个失误：让他们同时发现了两具尸体。如果仅杜长英一具尸体，龙治民还有回旋的余地，他可以编造个故事，说杜长英不是个东西，连他的瘫瘫 女人也不放过，我不砸他砸谁？他们若问闫淑霞，那半傻的瘫女人想必也说不清楚。反正他让不少来客睡过，睡她的都是谁在她脑子里是一本糊涂帐。

可是稍后几日他把收购酒瓶的小伙的尸体往杜长英身边拖的时候，还说：“来，我给你找了个伴儿。”

如果5月24日与造纸厂出纳侯义亭的遭遇在先，他就不会再把收购酒瓶的小伙叫到家里来了。实际上那一块八毛五分钱让他心慌了好几天，花钱花别的钱而不敢花那一块八毛五分钱，好象那钱跟反动标语一样，一出手就会被人抓住。

猎杀收瓶小伙是在造纸厂遭遇的前两天，杀掉杜长英的第六天，5月22日，那天早上他一醒就想，今天得拾掇一个。念头一生就控制不住了，好容易 捱到下午4点，再也捱不住了。他离开王墹，顺公路向东走去。4点多县城的集市已散，再去城里已经无益。走到哪里是哪里。走到南秦桥南他停下来，不久一个小 伙从桥北走过来，有十六七岁，肩上扛着一只尿素口袋，有一些瓶子在里边响。龙治民一眼便看出他操的营生，并知道他在城里游走了一天，已将所获卖给废品收购 站，袋里的几只瓶子是回来的路上收的。龙走上前去，跟小伙子打个招呼，然后以长者的口吻数落道：“我看你娃也是个下不了苦的，才几点就收拾了摊子往回 走。”小伙子憨憨一笑，说收不下嘛。龙说你只会把眼往城里瞅，就不知道去乡下转转？小伙说乡下更收不下了。他要的是啤酒瓶。龙说：“乡下人就不喝啤酒？现 在乡下人也用啤酒待客哩！没有城里人喝得多就是了。城里瓶子多，收的人也多，所以你收不下，乡下瓶子少，收的人也少。你想，从过年到现在，一个村子攒的瓶 子还装不满你的口袋？”一席话说得小伙两眼放光。

“今天还收不收？”龙问。

“收，有了就收嘛！”

“那好，路也不远，跟我到王墹去。前几天村里人还说咋不见收酒瓶的人来哩。”为打消小伙因他的热情而可能产生的疑惑，龙又说：“叔只是为给你帮个忙，一个瓶子我只提五厘。咋样？叔要不是力气不济，也想做这营生哩。”并且长长叹息一声。

回到王墹时，是6点多。小伙皱着眉头在龙的堂屋里喝了一碗水，便起身要去村里。龙说：“不急不急。”小伙说太阳都快下去了。这时龙不留神脱口而出：“今晚你还想回去？”

“咋？”小伙一怔，眼里闪过一丝疑惧，不由得抓紧那只尿素口袋，仿佛这个矮子叔要的是他的口袋。龙自知失言，随即咧嘴一笑，说：“这娃，叔还 能把你咋？我是说这一阵人都趁凉在地里，你找谁收瓶子？要收只能在人回屋吃夜饭的时候，收毕天就黑黑的了。”看见小伙不好意思的笑笑，龙治民松了一口气。 心想：最近是怎么了？说话做事没有过去沉稳了，比如杜长英就不该杀……小伙说：“那我这阵儿作啥？”龙说：“帮叔把猪圈起起吧。不让你白做，五厘的分成我 不要了。”

吃过晚饭，他对小伙说：“你也做乏了，我替你去村里吆喝吆喝，让大家把瓶子送来。”小伙子是做乏了，依在灶火墙上只嗯了一声。

龙治民在村外转了一圈，进屋刚想说：“一会儿人就来……”却见小伙子已经在灶前睡着了，脚边摆着几只瓶子。

是她给寻的瓶子？他往西厢炕上看了闫淑霞一眼，冲她笑笑，算是对她的褒奖：这婆娘也知道先用几只烂瓶子稳住小伙了。但是闫淑霞突然说道：“他 还是个娃哩！”把龙治民吓了一跳！他恶狠狠地瞪她一眼，示意她闭嘴。然后回到穿堂。小伙还在酣睡，并发出阵阵鼾声。龙治民从他脚下掂起一只瓶子，一只大个 的葡萄酒瓶子。他想：还没有使过酒瓶子哩，试试看咋样。

就在瓶子落下的瞬间小伙突然睁眼，直到他被击倒，那双眼才完全睁开。

而姜三合死的也很惨！

他叫姜三合来，其实就是叫他来挖未挖完的埋尸坑的。在西关车站，起初他相中的并不是姜三合。他老远就看出姜三合是那伙从山外卖工回来的人中的头儿。一问果然不差：村支部书记，复员军人。这样的人他哪敢要啊！他相中的是另一个，大大的眼睛里没有一点神的那个。但是姜三合却挤到了前头。那时龙就转了个念头：就弄个有身份的人试试！

到了王墹，当他要姜三合挖那个坑时，姜说：“你不是说要起猪圈吗？”龙说猪圈自己起算了，先挖萝卜窖。姜三合果然不像刘庆娃那样憨实，他说：“你屋里咋是这样哩！”怀疑屋里穷的不像个家的龙是否出得起工钱。干活的时候，姜三合东张西望，也许自觉给这样的穷户干活，有失身价，自尊心受伤，所以干得懒洋洋的，不时吩咐龙治民递烟倒水。有一阵姜三合突然说：“我咋觉得这地里阴气很重哩！”吓了龙治民一跳：“啥阴气？嘿嘿，咋还迷信哩……”

春节前夕，村里人在村口进进出出，办年货，走亲戚的，偶尔有人问他：“咋这阵挖窖哩？”更多的人看一眼即过，招呼也不打。因为姜三合是个有身份的雇工，龙不能像刘庆娃挖坑时那样坐在门槛上享受做财东的那惬意，他得做点什么，掂把锨把姜三合撂上来的土往外翻翻，心里却在念叨：复员军人给我做活哩，支部书记给我挖坑哩！

这时一个念头突然从龙治民脑子里冒出来，这念头是由他的念叨转变来的：“支部书记给他自己挖坑哩！”

这念头让龙吃了一惊，随即便被它迷住了。叫姜三合来是让他挖坑，是否干掉他，龙还没有拿定主意，这要看姜的命大命小。坑挖成，估计也就天黑了，姜三合就得在龙家住一夜。如果姜肯在堂屋里弄个草铺睡下，就算他命大，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客客气气送他上路。对姜三合这样的人动手，龙是很胆怯的。如果姜三合嫌堂屋龌龊，想到楼上睡，而楼上放着具尸体--姜三合就没命了。龙清楚的记得那一幕，当姜三合刚攀上梯子准备上楼睡觉时，脑袋即挨了一撅，也不知龙在那一瞬间心怯手软，还是姜三合命硬，一撅没有将姜击倒，只见姜趴在梯子上浑身颤抖，抖了好一阵子才倒下。过后龙治民也抖了起来，喃喃地说：“到底是个有身份的人哩……”

这时龙家门后的女尸已被认领。其名李云，50余岁，商县居民，丈夫在西安某服装店任经理。李云的户口转至西安，因在西安生活不习惯，又回到商县。李云的邻居回忆，5月26曰那天她称去买鸡娃。这与龙的供述一致。结合龙对诱杀杜长英的过程和姜家提供的姜三合失踪的经过，侦察人员判定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是龙经常出没的地方。并作出如下推想：如果有同案犯存在，龙就是他们派出的垂钓者，先由龙把猎物诱回然后由同案犯杀掉。

三个藏尸坑

龙治民原系商县仁治公社龙砭子大队人，1974年春因修建南秦水库移居杨峪河，矮小猥琐，游手好闲。1977年冬他将一痴呆女子骗至家中关在楼上，奸宿数日，后被村中民兵发现解救。1978年，龙在亲友的撮合下与因患脑膜炎而残疾的闫淑霞结婚。婚后生活更为艰难，欠生产小队口粮款180余元，队里催要，龙不理不睬。又因其时常昼伏夜出，村中人很少与之往来。

三具尸体的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全村的老少倾巢而出，前往围观。治保主任和几个民兵维持秩序。民警划出保护圈。

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以及商洛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相继赶来现场。

民警带上警犬，再次搜查龙家，没有新的发现。

据村民们讲，龙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窖，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闫淑霞向民警指了萝卜窖所在的位置。这地方离门槛还不到一米。一个民兵挖了几锨以后，挖出一些苞谷叶。薄薄的土层下，是一层苞谷秆。

民警又叫来几个人用锨，先不深挖而向四周开掘，清理出一个长3米、宽2米的场地。

揭开苞谷秆，竟然有八九具尸体，是以码柴禾的码法，头足彼此交错倒置，整齐而紧凑，但从边际可见：下面至少还有一层。

在场者都被这噩梦般的场景吓住了。

现场勘察指挥人员发出指令：暂停勘察，立即上报省厅！

一个排的武警荷枪实弹，封锁了埋尸现场，另有一连在城内随时待命，军分区独立连亦处于戒备状态。地区公安处与现场开通了无线电话。

陕西省公安厅张景贤副厅长和一班刑侦干部次日抵达后，挖掘工作重新开始。

起尸，照相录像，编号登记，解剖……黄昏时，从这埋尸时间最晚的"3号坑"掘出的尸体，升至20具。

到5月31日上午11点，"3号坑"清理完毕，整整33具尸体。

一位参与清理的法医说，大家的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极限。然而，经继续勘探，"2号坑"又被发现了。

"2号坑"在东侧猪圈内，长2米，宽1米，深1.5米，掘出8具尸骸，放置方式与"3号坑"如出一辙，但遇害时间更早。

6月5日，在龙家厕所东墙下50厘米处，又发现一堆已完全骨化的尸骸。经过整理鉴定，计为4具。是为"1号坑"。

人们如潮水一般向王墹村涌来。从5月30日开始，用王墹村一位村民的话说，"就跟赶庙会一样！"一周时间来了不下10万人。

5月31曰白天，当发掘、勘验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的时候，就有失踪者的家人在围观的人群里大放悲声。他们在围观者善意的鼓动下，数次试图冲过警戒线前去认尸，均被武警拦截，这样一来引起了他们及围观者的不满、哭闹、指责，甚至有一些好事者呐喊起哄，在人群中造成一阵阵骚乱。到了下午，约有一百多人聚集在商县公安局门前，要求领导出来说话，要求认尸。其中有人鉴于48人被杀而事前公安局竟无丝毫觉察这一点，骂道：“养了一群白吃饭的？”

事态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呢？地、县党政领导十分担心。联系到商洛地区的相对落后、贫困，联系到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或紧张或淡漠的干群关系，聚集在县公安局的人会不会走上街头，从而影响更多的赶往王墹看热闹的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呢？商州人忠厚淳朴，但谁又能预料会出什么事呢？为此，李庆伟指出：“……群众有怨气可以想见，要热情接待，耐心做工作，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平息他们的怨气。”

作为侦案（尤其对于此案）的一个重要环节，辨认尸体及遗物的工作必不可少。问题是何时辨认，在何处辨认。技术部门的勘验工作尚未完结时，不可能让群众介入其中辨认尸体，以往的人命案，辨认尸体都在尸库，而此案的48具尸体不可能移送尸库--本县也没有如此容量的尸库。就地辨认，当着成千上万的围观者的面辨认吗？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死者亲属哭天喊地，围观者会借机涌到跟前，可能存在的同案犯会趁乱做手脚……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成立一个接待处，专门接待有亲属失踪的人家，请他们讲明情况，进行登记，发给证件，告之其等待认尸。龙家东侧两坑的尸骸本不可辨认，西大坑被辨认出7具，加上屋内3具共辨认出10具。而大部分尸体只有通过遗物来辨认了。

出于种种考虑，辨认遗物的地点放在了西距王墹仅一华里的杨峪河乡乡＝所在地。

乡＝院内横空扯起了几道铁丝，上面搭满了从龙犯家中搜出的衣物，有的可以看出已经过洗涤，但血痕犹在。这些衣服几乎没有一件象样的，或质料低廉，或破破烂烂，抖掉尘埃，可见许多衣服的领袖口和肘部、膝部早已被磨烂，一看便知主人是终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鞋也一样，几乎没有皮鞋，大多是步鞋和已经过时但为农民喜爱的仿军用胶底鞋……这些遗物看来颇令人心酸。一位观者叹道：看来他们都不是享福人啊！而后来龙犯实为谬说的“三不杀”原则之所以能在民间流传并为许多人所信，也与杨峪河乡＝院内铁丝上的情景给人留下的印象有关。

辨认遗物的人来了，有的人一进门便大放悲声。有的人默默走进来，直到他（她）在某件遗物前突然哭喊，人们才知道他（她）是苦主而不是看热闹的。但他们进门时的紧张是共同的，他们失踪的亲人的东西会在这里找见吗？每一个人都一次又一次在心中向神灵祈祷不要让他们在这里看见什么熟悉的东西……在接待处登记报失的有一百余家，死者的数目是48人，这就是是说，其中有一多半失踪者不在此劫难中。但一百多家登记报失的人家赶往杨峪河乡时，百分之百都抱着侥幸，抱着希望……所以进门就哭的不多，大多来辨认遗物的人起初都不愿让人知道他们是来辨认遗物的。他们走进院子以后，远远望着那些像挂在旧货市场上的东西，迟迟不敢上前。当他们认出了某物是自己失踪的亲属所有时，仍不肯放弃希望，想道，那样的衣服，那样的鞋穿着的人多着呢。或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谁还记得准他（她）走时穿的什么？直到事实铁板钉钉一样摆在面前，他们仍在寻找种种安慰自己的理由。想着想着便痛号一声，或一言不发昏厥过去。没有认出来什么的人，离开铁丝远远蹲在一边，脸色苍白，心仍在战栗；是不是翻看的太粗疏？但不愿去查看第二遍，又不得不去查看。“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咱娃不在里边……”心中向留在家里不敢来的家人报信。同时又仿佛听到家人在心悦之余又小心翼翼地发出的疑问：是不是所有死者的遗物都在那院子里？没有被龙犯处理掉的么？末了他（她）捂着脸呜咽起来：你到哪里去了啊！先后有30多个遇害者被认，其余的则成了无主之魂。

案惊中南海

"案发后，我们全村人都被禁止出门，以排查同案犯。我看到国家领导人陈丕显都来了。"现年58岁的原生产队长鱼学利在接受新快报采访时回忆说。

此"5·28案件"被商洛地委、商洛地区行署急速上报。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案，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强烈震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等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省、地、县对这一骇人听闻的特大凶案狠抓不放，查个水落石出。同时要通过此案，深入检查党政工作中的问题和漏洞。

随后，由陈丕显和公安部副部长俞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驻商县。

一个中央、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各级公安部门参与的侦破组织迅速成立。核心领导小组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景贤挂帅，下设审讯组、调查走访组、现场勘验组。在地委书记白玉杰的建议下，又成立了群众破案小组。

侦破此案成为商洛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罪犯杀人动机是什么？手段和作案工具是什么？被害者都是什么人？这么多人被害为何几无反抗者？有无同案犯？屋内三具尸体为什么不掩埋？……一个个问题摆在了侦办者面前。

王墹村被包围封锁起来，通往村外的各路口都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察，警方向村民宣布政策，欢迎检举和自首。

一个从龙家查得的奇怪的小本这时摆在了侦案者面前。他是用各种香烟盒装订而成的，上下翻揭。从本子上端钉合处杂乱重叠的线脚来看，装订者在不断地添续新页。现已有一百多页。字写在烟盒背面，字迹大小不等，时而工整时而潦草，但出自一人之手，可见记事者是在不同场合书写的。记载的内容十分庞杂，但基本可以看出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竟记载了1208个人的姓名及被记载者的情况，名单上大多有名有姓，也有有名无姓的如“田娃”“淑芬”和有姓无名的如“老田” “张师”等等。从地址看，上面的人多居乡村，也有一些居城镇的居民、干部、工人。地址之后的内容便没有一定之规了。有的按常例记载该人的性别，大概年龄，家庭状况等。有的在其姓名之后，只记该人有个老表某某某，转而记载某某某的情况。有的姓名之后什么也没有。除此之外，本子上还出现了一些名人的名字。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名单呢？像民间传说的那样，上面记载的都是龙犯已杀或要杀的人吗？然而名单上没有杜长英、李云、姜三合及其他几个已被亲属认领的死者的名字。同案犯的名单吗？这很难说，不能用龙犯不可能有一千多个同案犯这样的想法来否定在名单中会藏匿有同案犯的名字。或许名单的庞杂甚至记上名人的名字是龙犯的障眼法呢？但话又说回来，龙犯会把同案犯的名字记在本子上吗？

提审龙犯。

问：龙治民，这个本子是你的吧？

答：是。

问：上面的东西是你写的吧？

答：那当然么。

问：上面记的都是什么人？

答：啥人都有。

问：你都认识？

答：咋能都认识哩。认识就不记他了。要说认识也只是在啥地方见过一面，闲讲两句，过后我就把他们记下来。大部分我连面也没见过，都是听别人说的。我在街上转，听别人在一边说谁谁谁咋了咋了，我把别人说的那人记下来。

问：你为什么要记下这些人？

答：……也不为啥。真的不为啥，记着耍哩。

问：耍哩，这话谁能相信？

答：真是耍哩，别人我敢哄，你们我咋敢哄哩！

……

商县公安局有两个炊事员的名字居然也被龙治民列在了名单上。当询问到他们时，两个炊事员破口大骂，继而赌咒发誓：根本与龙没有打过交道。至于他们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那小本子上，“我们咋知道呢？”

侦破领导小组决定：必须把名单上所记的一千多人逐个查清！

这可是一个大工程。调查走访组亦随着成倍的扩大，几百个人分成一百多个调查分组

撒向商洛全境。后来王扣成回忆说：“那个小本可把人整苦了，光是就它的调查材料摞起来，就有半人高！”调查结果表明：

一、名单的由来确如龙犯所言，大多是道听途说得来的。

二、龙犯记此名单是为了曰后到其中一些人家里骗吃骗喝。

三、名单中大部分的名字对龙没有实际意义。也许真如龙所言，“记着耍”？

调查的结果另人失望，案情显得更加复杂了。 第四章 杀人的理由许多干部曾怀疑此案有政治因素，这种看法起初也影响了具体办案人员。同时，龙治民在此间只承认杀人而在杀人动机的问题上含糊其词，而573元的赃款与48具尸体这两个数字也实难使人得出谋财害命的结论，于是民间关于此案作案动机（除谋财害命这一普遍看

法除外）的种种传说便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民间说，五六十年代商县西南乡不是出过一个叫“秦岭纵队”的反革命组织吗？头目叫吴子俊，传闻是大土匪古世珍的旧部。牵涉的人很多，其中一个叫龙志宏的人。龙志宏与龙治民同村。龙治民会不会与此组织有染？龙治民的原籍已成南秦水库库区，同乡人被迁移到周围各乡。侦察人员多方查访，得知龙志宏10年前已死去。被询问者说：听人说龙志宏是参加过一个啥组织，干了些啥没见过。没有听说过龙治民与这个组织有啥关系。龙治民当时二十岁。龙治民的原籍龙碾子村有一山名天子山，民间传说天子山要出一位天子。此传说缘于何时？传说的“天子”于何时出现？说法不一。龙治民的犯罪活动是否与这一传说有关系？

这一传说引起侦案人员的关注，解放前的土匪聚众起事，往往假类似“出天子”的封建迷信说法，为自己的活动寻找一种蛊惑人心的借口。旧时土匪队伍结伙开张时，往往先杀几个人，一来恐吓乡里，二来使从伍者绝去退路，称“祭刀”。那48具尸体会不会是假“天子出世”之名成立的反动组织开张时的祭刀品呢？

审讯中，当问到：你知道天子山要出天子的传说吗？龙治民说：“听人说过。咋了？”他并无异常反应。侦察人员暂且放弃了这件事的究查。

传说有一占卦者给龙治民占过一卦，说龙在40岁左右将遇有大难，若避此难，需用七七四十九条生灵的血光冲之。

侦察人员对境内的巫婆神汉和流窜于境内曾流窜于并尽可能找得到的相面先生进行了调查，没有结果。而龙犯在审讯中振振有辞（态度也颇显认真）的说：“咱是念过书的人，咋能相信那些东西哩！”

侦破领导小组花了很长时间，发现龙治民除了其妻偶尔帮助其打灯以外，并无别的帮凶。

一共杀了31个男人和17个女人

龙治民夫妇是怎样杀人的呢？根据后来查清的事实，1983年3月始，龙游荡于商县汽车站、广场、东西城门口、南秦桥头等处，以帮介绍对象、高价雇人做工、免费住店等为名，先后将游散他乡、外出干活的人员和痴呆傻哑者共48人（男31，女17）诱骗至家中，先令其为他干活，待夜晚入睡后，部分由其妻照明，龙用镢头猛击头部，个别未气绝者用锥刀刺其胸部或颈部而亡。并同妻脱掉遇害者衣服，搜寻财物，连死者的长发也剪掉，藏于床下。尸体于深夜无人之际掩埋在院内挖好的土坑里。

仅在1985年，龙治民就疯狂杀死了36人。其中一次，龙杀死阎百姓夫妇及其两岁的幼儿阎小建3人。特别恶劣的是，龙诱使罗××、王××、杜××等3人先与他的妻子闫淑霞发生两性关系，然后趁其熟睡之机予以杀害。龙在杀害的48人衣兜内共搜得人民币570余元，手表6只，死者的全部衣物也被掠夺。

赵村人邵根是"从龙爪下逃生"的人，他回忆到就是去年，记得是秋天，就是秋天，地里的包谷棒棒都多大了。我去王墹看电影。看完电影我往回走，走到村口的时候，一堵矮墙底下忽地立起个人，吓我一跳！我还当是一条大狗，一条大狗立起来也就恁高。不是龙治民是谁？就是他。他问我是哪个村的，我说赵村。他说天都黑成啥了你还回去呀。我说不回咋办？再黑也得回嘛。他让我睡他家，说他家有活干。当时我还想：今晚上是咋了？运气恁好，看了电影还有钱挣。我说我没给家里说呀。他说那怕啥？咱这地方一个男人一晚上不回家还不跟一条狗没回家一样？不算啥事。这话倒也是，不是寻见了活干，就是让朋友拉住了闲讲，家里还能咋想？那就住下吧。等我一进他家--天爷！我说我家脏，他家还要脏十倍哩！也不知道是啥味，一阵一阵的，比茅子还呛人。我就没脱衣服，和他在炕上将就睡了一夜，天一亮赶紧走。走的时候我还骂了一句：“做啥活哩！”那天夜里他为啥没敢害我？我不是嫌屋里难闻么？夜里我起来好几回，吸了好几根烟。他八成是看我睡的不踏实，没机会下手…

给龙家挖出"3号坑"的梁铺乡刘河村村民刘庆娃，也属于"幸运儿"。

梁铺乡在县城东南二十余华里，当侦察人员来到刘河村时，见一群村民正在一棵大树下谈论龙案。警车一出现在村口，就有一个小伙从树下忽地站起来，离开人群，慌慌张张地闪入一条巷子。

当侦案人员在村民的指引下追到刘庆娃家时，见刘庆娃正蹲在屋檐下缩成一团，浑身哆嗦，不等询问，他就喊：“我没干啥，只给他挖过萝卜窖……”侦案人员当即把他带走，另留下人对刘母进行调查。

下面是刘母讲述的情况：

事情发生在去年腊月间，有一天一个穿一身黑棉袄的矮个汉子寻到刘家门上，见了刘母就喊她姨，声称是刘庆娃的朋友。刘母正纳闷，刘庆娃从从屋里迎出来，告诉母亲这人姓龙，家在王墹，是前些天在集上认识的。认识几天就称朋友，又一副油嘴滑舌，这让刘母心里很不舒服。后来刘母把此感觉告诉儿子，刘庆娃说：“人家就凭嘴吃饭哩！”专给说不上媳妇的人说媳妇。听说龙是给儿子说媳妇的，刘母高兴起来，用好吃好喝款待客人，还留龙在家里住了两夜，临走又塞给龙五元钱。

问到龙在刘家两天的活动，刘母先是说他也没干什么，吃喝乱说罢了。侦案人员告诫她：“这可是天大的案子，北京都来人了，你可不敢有丝毫的隐瞒。”刘母又讲了一件对她来说不讲也罢的事：龙在刘家的第一天夜里与刘庆娃同宿，睡的木板床。第二天龙称他是晚睡感冒了，又是咳嗽又是流清涕，要求第二夜睡刘母睡的热炕。刘庆娃的父亲已去世，刘母一直和孙女睡那张热炕。她觉得不妥，说晚上给他加一床被褥，但龙执意要睡炕，不由分说脱鞋上了炕。刘母看他40岁，她60余岁，乡村里男女老少谁在一张炕上也是常事，便没有在意。任他睡下了。不料半夜里龙治民爬到她身上，她掀也掀不动，又不敢叫喊，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大儿媳妇与她素有矛盾，怕被听见，又怕惊醒孙女无奈只好忍辱从之。第二天龙跟没事似的，走时还问刘庆娃索要媒礼，刘庆娃向母亲要钱，而刘母只想尽快把龙打发走，掏出5元钱塞给刘庆娃骂道：“看你交的什么人。”对刘庆娃的调查是在县＝局进行的，除了龙犯强奸刘母的事，对龙在刘家的活动，刘庆娃的供诉与刘母的讲述没有大的出入。由于寻媳妇心切，当时他并未把母亲“不要再和这人来往”的告诫听进去，他不断跑到王墹村询问提亲的情况，结果在今年腊月间被龙留在那里做了几天活。他做了两天，挖了门前的萝卜窖。挖窖之前，龙治民用石灰打了线，并叮嘱刘庆娃千万不要超过灰线。刘庆娃当时曾想：挖萝卜窖嘛，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还打线哩！心想龙这人做事很讲究哩。挖窖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他沿东边的灰线往下挖时碰到了一块大石头，抠出石头，不得不把灰线往东边移了一段，结果挖出了一块骨头。刘庆娃看着象人骨，就喊：“老龙老龙，这地里咋还埋着人哩！”龙治民从屋里跑出来一看，脸刷地白了，但他很快掩遮了过去，说：“那是老坟吧。” 第二天龙就打发刘庆娃回去了。

刘庆娃最后说：“想想真让人后怕，当时我要是在多问几句，龙治民还能让我回去？”

刘庆娃的供词有着重要价值，由此可推断出东大坑的33个死者最早是在1985年腊月以后陆续被害的。但基本可以排除刘庆娃的同案嫌疑。

幸运儿还有其他几个人

在此期间，某村的几个民兵在事先未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就用一辆手扶拖拉机将一名妇女当作嫌疑犯押送到县里。民兵们说，村里有人曾看见龙治民去过该妇女（名叫金百玲，40余岁，寡妇）家，以后该女身上多了一件半新的绣花粉红的确良衬衣。

金百玲面如土色，哭不敢出声，满眼泪水。她说她与龙是去年二三月间在南秦桥上遇上的，龙让金给他家洗衣服，称他是收购旧衣物的，家里有很多旧衣服要洗。当时金还有其他事，未去龙家，后来也就把这件事忘记了。但是一个月之后，龙按金给的地址寻到了金家。这一次龙没有提洗衣服的事，却说想给他另寻个婆家。临走时送了她一件据说是收购来的衬衣。以后呢？她和龙再也没见过面。

金百玲后来的窘境证明该村民兵的举动是轻率的。回村以后，民兵们对村民说金没有事，龙想骗她没有骗成就是了。然而村民们却不这样想，既然龙犯去过她家，她也接受了（买的？谁信）龙送给她的衣服，她不是个寡妇吗……于是金百玲背上了“龙犯的相好”的污名，遭到了村民的白眼，连门都不敢出了。金百玲气不过，到村干部家里闹，让给她平反。村干部为难的说：没人给你定个啥罪嘛，有啥反可平？金说那我咋遭恁大的罪哩？天天缠着村长要给她恢复名誉，闹得村长叫苦不迭。

杜XX（男，王墹村人，县化工厂职工）：

窝边草他也吃哩！这件事听起来像瞎编的，同村的人他也不认识吗？真的不认识。龙治民是个独人，和村里人甚不来往，大家当然都知道他，他不一定知道村里所有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在外边工作的人。那天是个星期六，家里捎信要我回去锄洋芋。我就回来了，骑的自行车，到王墹的时候天都暮下来了。王墹在半坡上，一到村边我推着车走，龙家东边不是农机站的茅池吗？我在那里解了个手。这时龙治民从屋里走了出来，问我找谁。我懒得和他说话，就说不找谁。他说：“到屋里歇歇再走吧。”说着跳到路上要替我推车。我心里说：真是个仍怀皮！没有理他，推车走了。第二天我和兄弟去锄洋芋，路过村口时

龙治民看见了，他楞了一下，说：“我当是谁，是你呀。”

刘麦珍（女，31岁，王四村人。她坐在灶火边，不时用油腻的袄袖揩着那双被泪水渍红的眼睛。因为她曾去过龙治民家，并拿回几件衣服，现在落入和金百玲同样的处境。在调查人员和村干部的一再开导下，她才开口说话）：那是前年8月见的事，我娘家捎话过来，说梨子下树了--我娘家院子里有几棵梨树--让我回去帮爹把梨拉到10号信箱卖。10号信箱的工人钱多，能卖个好价。等我回到娘家，性

急的爹已经拉上梨先走了。我就撵，一直撵到10号信箱也没看到我爹。后来我才知道我爹是在半路上让造纸厂的人叫走了。我就到城里找，去城里的路上我遇见了龙治民。他说你是不是寻人哩？我想：他咋知道我寻人哩？是不是我爹问过这人见没见过我，他才猜出我？我说我寻我爹哩。把事情讲了一遍。他说他见过我爹，梨刚拉到10号信箱就让工人抢着买光了。我说那我在路上咋没见我爹回呢？龙治民说说不定你爹把车寄放到谁那儿了，这阵上城里逛去了。我心眼实，信了他的话，心也不急了。我想回去，我身上没装钱也没背馍，在城里找不到我爹咋办？再说我屋里也有活。我就折头往回走，龙治民一路和我厮跟着。他问我家在哪儿，我就说在哪儿，又问我曰子咋样，我说粮够吃了，就是钱紧，家里全凭娃他爹一年冬天到外卖工挣几个钱。他说他是收购旧衣服的，问我想不想到他家洗衣服，走时拈几件衣服就行了。我说给钱行不行，他说给钱也行，洗一天三个元，再添几毛钱，就能给儿子买个有两根系系的洋书包了。

（调查人员插问：你晚上不回家，也不怕家心里急？

答：那不怕么。娃他爹想着我在娘家。我娘家想着我回去了。）

到王墹时天差不多都快黑了，我问他衣服呢？他说明天再洗，都这一阵了咋到河里？过了一会外边来了三个男人，龙说都是给他干活的。我想：这人恁有钱也不知道把屋子拾掇拾掇。龙说你甭洗了，先做饭。

（调查人员问：洗衣服是时候，你看到衣服上有什么东西吗？）

答：灯暗，也看不来啥。他屋里没电灯，用的油灯，我还奇怪，这人钱多的三四个人雇呢，咋连电灯也不扯？衣服很脏，稠稠的一盆黑水。

问：后来呢？

答：后来……我睡下了么。

问：怎么睡的？

答：那三个男人上了楼，龙治民睡的炕，我在堂屋弄个草铺……

问：再没有了？

答：没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走了。

问：衣服洗完了？

大：没有，我怕家里操心……

村干部：麦珍，你要有啥说啥，这可是个天大的案子，可不敢说虚话，要不然就是包庇罪犯哩！

答：……夜里……他想欺负我。

村干部：说嘛，给你保密哩。

答：没欺负成。半夜他爬过来，说再给我加5个元，我不依，和他撕扯，正撕扯楼上的人喊：“老龙，你做啥哩？我们下来啦？”结果他没有欺负成。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临走我拈了几件衣服。我不是图那几件衣服，我是想给家里一个交待，说衣服就是工钱。）

他为什么杀人？

专家说：谋财；获取劳力；满足性要求，到后期演化为杀人成瘾。现年57岁的商洛的哥李国学，难忘令万人空巷的体育场公判大会上，龙治民夫妇被宣判死刑的壮观场面。他搞不懂：这天杀的龙治民为何要杀这么多人？

实际上，这也是当初令侦查机关颇为费解的问题之一：龙持续杀人时间之久，绝非一个有着正常心智的人所能承受的。用48条性命仅换得573元钱，匪夷所思。

能与日渐腐烂的尸体共处一室，深夜孤独一人把一具具尸体搬出，然后有条不紊地排码得整齐，更不可思议。

当时陕西省尚未设立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侦查机关从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北政法学院请来有关专家，对龙进行了一次精神病学测试。

经一天时间的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测量及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调查，专家认为：一、龙犯无任何精神症状；二、反应敏捷，回答问题清楚，在人类智能中属聪明人。

专家与龙还进行了一番有关案情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把被害者的衣服剥了？

答：人死了还穿啥衣服哩。

问：为什么要把衣服洗了？

答：洗干净了结实，穿起来没气味。

问：为什么把死者头发剪了？

答：我听人说过，人死了啥都化，就头发化不了。如果连头发一起埋了，将来你们能从头发里检查出来都是谁。

问：你把头发留着，不是等于留着罪证吗？

答：我想等攒多了卖钱哩。

问：你为什么把尸体码得那么整齐？

答：不占地方么。

问：573元48条人命，平均杀一个人只得十几元，这个账你就不算算？

答：有钱的人咱叫不来，能叫来的人身上都没啥钱。

问：你和死人住在一幢房子哩，就不怕吗？

答：怕啥哩，死人也是人嘛。

问：你杀人从来没有害怕过吗？

答：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有一次我在楼上杀了一个……睡到后半夜听到屋里有响声，扑通扑通响。我心想：这是咋了。莫非有鬼？可是共产党说世上没神鬼嘛。我爬起来把灯点上，端煤油灯的手直抖。你想我咋办？我背诵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我爬到楼上一看，你猜咋？原来脚地有一块烂塑料布，那死鬼的血从楼缝里滴下来，砸塑料布砸出的响声！我就找了个盆一接：淌去！又睡下了。

医学专家认为，明显可见龙的杀人是有其实际目的的，一是谋取财物；二是获取劳力；三是满足性要求。到了后期演化为杀人成瘾，从杀戮中获取快感。

关于杀人原因，龙治民自己也有供述。在对龙犯的一次审讯中，当审讯者一再追问龙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别处另匿有赃款时 ，龙犯回答说：“不用再问了，就那573元。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我是为国家除害哩！ ”

“什么？”

“我有三不杀，”龙继续说，“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国家干部，三不杀职工、工人。我只杀残废人，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语惊四座。

不论龙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开脱？戏谑之言？龙犯认为那三种不杀之 人之外的人均属于社会无益的多余之人？）但调查结果证明，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除少部 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种残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

公安部研究人员深入调查龙的家族及成长史后拿出的一份犯罪研究报告，有助于我们了解龙的杀人经历：

龙6岁、其妹3岁时丧母。基于传宗接代的观念，其父娇惯放纵龙，去地里干活也用背篓背着。但龙在同学中年龄最大，个子却最小，师生均看不起他，多次遭同学恶作剧戏弄。"文革"期间，龙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抄家、批斗干部，倾泻了平日怨气。然而好景不长，村里成立革委会时，龙差点被揪出批斗，其组织随之瓦解。

龙少年颇好学，常借月光读书，但囿于历史环境，学无所用，受挫后便意志消沉，自暴自弃，曾自编了一首充满自嘲的打油诗为己"征婚"。最后因自身条件，只娶得一残疾女子。龙心绪恶劣，处境孤独，在社会上没有朋友。

龙迁到王墹后即经常借口这病那病不出工，出工也不出力。生产队规定每个劳力全年要完成基本工400个，龙所做却不到100，有时还给自己偷加工分。分配到名下的粮食都懒得去背，常由队上派人送到家里。王墹群众帮助移民盖新房，龙却钻在借住的屋里装病。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龙靠混工分吃"大锅饭"过不成，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现在一般认为，龙治民最初只是因为自己身体弱，老婆又是摊子，两人都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所以从外面请一些人来帮忙。但龙家又非常贫穷，不可能付得出这么多雇人的费用，龙当时可能歹念突起，将这些帮工的人杀死，这样就不用付钱。

谁知杀了几个完全没有动静，公安局跟不知道一样，龙胆子越大，开始毫无忌惮的杀人，并且杀人杀出来瘾。这属于标准的杀人狂的表现，就比如杀死其中很多人，其实一没有得到钱，二不为劫色，三也无冤无仇，完全为了杀人而杀人。

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年均发生凶杀案405起，比解放初至70年代猛增87.5%；1995年至2003年，年均杀人案件778起，比此前再猛增92.2%。犯罪分子心狠手辣，动辄一次杀死、杀伤多人，杀人碎尸、焚尸。作案动机多为报复、图财、奸情。"为了钱，不择一切手段。"陕西省公安厅一位警官认为，龙治民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陕西省公安厅及地县刑事技术人员反复对现场进行勘验，提取各种证物1006件，对48具尸体逐一进行了损伤检验，将其死因、年龄、性别以及被害时间作出了科学鉴定。对被害者388件衣服用警犬进行气味鉴别，照印照片3800张，为辨认和查明死者身份提供了证据。

1985年8月30日，陕西省检察院商洛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将龙治民夫妇提起公诉。9月20日，商洛地区中级法院判处二人极刑。二人提出上诉，陕西省高院来人提审后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9月27日，龙、闫二犯被处决。

据办案人员回忆，龙治民对所犯罪行毫无悔意。在法庭上得知被判处死刑，龙治民说："我想不通。"

法官："为什么想不通，你杀了那么多人……"

龙治民："人家黄巢杀人八百万，都没判死刑，为何给我判死刑呢？"

27年杀人案的尾声

龙治民唯一的孩子远嫁他乡

"公判大会结束以后，法院贴出了判决布告，但一共只有三张。每张布告跟前都守有警士，只许观看，不许抄记，更不许拍照。贴出半小时就被揭了下来。"一位商洛警方人士回忆说，这是因为上级有指示，意在尽可能缩小影响，同时又合乎程序。

商洛当地严控龙治民特大杀人案的信息外泄，并杜绝记者采访此案新闻。

纵然在27年后，新快报记者试图到商洛中院调看案卷存档资料，也被当即回绝，负责媒体联络的研究室负责人坚称此案"不能报道"。陕西省公安厅一些曾参与该案侦破的民警也不愿深谈此案。

不过，饶是如此严控，附近地区还是谈之色变。某县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人们说是龙的同伙干的；某县发生了拐骗案，人们也说是龙的同伙干的。一位居民回忆说，龙案发生后，商县农民外出打工无人接收，干部出差没法吃饭、住宿。"仿佛一夜之间，商县人都成了活阎王"。

正是由于信息极不透明的缘故，新快报记者采访中与当地居民交谈时，他们也为很多问题所困扰。诸如：遇害者是不是远远多于48人，鉴于害怕国际影响太大就没再深挖了？龙杀的是不是如他宣称的那样，绝大多数是残疾人？龙杀人，是不是为了给妻子消业，让其残疾的双腿恢复正常？杀这么多人有没有征兆？等等。

记者来到王墹村时，见到发生血案的那幢瓦顶土屋还在原处。这个与商州汽车站相隔仅5公里的村子居住集中，通往西南各镇乡的公路从村前经过。而龙治民家与公路相距仅四五十米。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在人眼皮底下的地方，会发生48宗命案，却无人察觉。

80岁的村民鱼正满曾参与尸体清理。他说，发现的尸体肯定是全部清理完了的，并无遗漏。龙治民夫妇被枪决后几年后，一个回村的老人以300元买下了这房子，如今已经去世了，房子无人居住，也没改造。

龙夫妇有个1979年出生的女儿，现已33岁，在外婆家带大。

村民张彩娥说，由于受父母影响，在学校被孩子们羞辱，龙的女儿没读成书，早已改名换姓，远嫁至新疆。

案件启示

1．公安部门的不作为

在特大杀人案前早有预兆，如果提早发现可能避免更大伤亡

公安部的调查表明，对龙治民3年杀了这么多人毫无察觉，是当地公安部门严重的失职。对短短3年内多达48名的失踪者，其中34人直接去公安机关报告家人失踪，公安部门并未加以重视。

姜银山在寻找弟弟姜三合期间，两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未见回音；随后他又直接把信写给了地委第一书记白玉杰，一样没有下文。

之后，龙又杀害了两人。如果商洛地委能对姜银山的第三封信予以重视并及时处理，是否能使龙早几日暴露，从而使最后两位死者幸免于难？

此外，闫淑霞在其夫作案的3年中，曾由舅父代笔向有关部门写过一份离婚诉状，诉状里除了指控龙对她的虐待，也透露出一些龙犯罪的情况。

但如此重要的信件，有关部门也未予以重视。村民张彩娥说，在凶案暴露的前几日，闫淑霞已是非常害怕回家，住在附近的村碾房里，任由龙治民怎么叫都不回去。不过，这些照样没有引起谁的关心。

甚至更有甚者，在姜银山他们扭送龙治民到公安局的时候，当地两个公安局都以不是管区为理由互相推诿，都不收押龙。最终靠姜银山联系一个在县城做公安工作的亲戚帮忙，才勉强将龙收押。

这也许就是直到今天，当地还封锁这个案件消息的根本原因。因为杀人狂杀人虽然不能预防，但让就住在大路边的龙治民连续杀了48人，就是很异常的了，明显是有人渎职。渎职就要追究责任吗，显然没有看到有谁因为龙治民案件被追究过责任。

2．为什么短时间内失踪这么多人，在当地民间也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这也是省城和北京来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龙犯为什么能轻易诱来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内的如此众多的人？以龙犯本人的情况--形 象猥琐，衣冠不整；以龙家家境--一贫如洗，污秽不堪，何以能诱得那么多强似他的人， 甚至＝员、复员军人、乡村干部来给他家干活呢？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来看，如果一地一下子失踪这么多人，民间也会乱起来的，但商洛当地似乎风平浪静。

办案人员的结论是：这主要还是民风冷漠，互不关心，加上当地人员流动较大导致的。 这与商州具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习性有 一定关系。

商州乃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地力欠丰，古代多作谪官之所便可说明这点。20世纪70 年代，“四人帮”沿袭古例，就曾将彭真同志“谪贬”到了这里。民国时期，商境的状况诚如志书所言：“军阀混战，政令不通，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民生活尤为清苦，农无存粮，形成农不敢食馒头，三餐只喝玉米糊糊，出现麦价廉而玉米贵的怪现象。如遇灾荒，中人之家落为贫户，贫困之家沦为乞丐，甚至盗匪……”“……正如本地谚云：‘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饭碗照影影（饭稀），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国成立以后，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经济发展仍较为缓慢，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属中央扶助救济的特贫地区。所以，每逢灾年，青黄不接时节和冬闲时节，不少农民出走他乡，老幼乞讨，青壮年卖工，女人投亲靠友或给人当临时媳妇，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县一县委书记曾从华山脚下的罗浮车站一次拦回18车外流人口！然而此数字又能占全县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几？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除了一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偏远山区，境内的农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仅仅是“食可裹腹”而已。龙案审理完结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有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商考察，他们说：“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件事时，觉得不可理喻，现在走访了一些被害家属，理解了，这里好多人家家境比龙犯家好不了多少。”

人口外流在商境习以为常，在此请读者注意前文提到过的数字比：案发前到商县＝部门报失有37人，案发后才增报60余人。可见这60余人的亲属对他们的失踪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实际上商县失踪人数远不止此）。自古注重合家安顺的商州人却对家庭成员的出走不归如此“想得开”，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一位当地老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咱这儿的人不值钱嘛！”商洛人民的流动，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安土重迁”的习性。他们不像江浙和四川的农民，敢于迈出省境，到全国各地寻求发展，而是基本上在本地区流动。能在山外揽个长活，如姜三合者就算有本事的人，他们的流动都不愿远离家门。并且从事手工业者甚少，多是出卖体力。出门三五曰者有，曰出而出，曰落而归者有，只图挣个小钱以补家用。他们漫无目标地在本地游来荡去，寻觅雇主，甚至赶集或外出办事也寻着零活。当人们都在寻活儿，活儿能有多少？大家都当雇工，雇主又有几人？这就给龙犯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当龙犯叫这些人去做活时，他们除了庆幸自己的运气，还能作何猜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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