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故事:推究源流(下)

中国古代故事:推究源流(下)

中国古代故事:推究源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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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故事：推究源流（下）

作者：刘静聊天下

发表时间：18-11-1417:03

这种历史意识，既与学术发展有密切关系，也和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政治礼仪制度等有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经济基础、基本的经济形态没有根本变化，因此虽说“帝王质文，世有损益”，但实际上社会生活、政治等方面的制度的变化都十分迟缓，于是形成人们思想的某种保守性，考虑、处理各种问题，往往追溯历史，从古代寻找依据。自从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后，便常常是从五经中找根据，将经典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总之，论事喜欢追究原始，以宗经为标榜，那样的思维定势，与社会发展的状态也是有关系的。

以上从学术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泛观钟嵘区分诗派、推寻源流的思想基础。如果从诗文创作与批评本身来看，应该说，那与晋宋以来模拟、学习前代或当代作家的风气，有直接的关系，也是长期以来鉴赏、批评中注意把握作品整体风貌那种做法的反映。

学习、模拟前人作品，汉代已有那种情况。《楚辞》中所收汉人作品便是例证。扬雄更是一位模拟大家。而晋代以来，诗歌创作中拟古、学古之风尤盛。钟嵘说到的陆机拟汉代古诗十余首，就是诗歌史上著名的例子。拟古原是学习作诗的一种方法，犹如学习书画时的临摹一样。由此而渐成风气，即使已经成熟的作家也喜欢写此类作品，以毕肖为工。当然其中有时也包含激赏古人之作而加以仿效、甚或欲与古人一较短长的意识。这种模拟，包括题材、主题、技巧以至字句之间的模仿。而相同或相近似的内容和艺术表现便往往形成相近的风格，对此人们也是有所自觉的，他们往往用“体”字指称作品的风格、风貌。《文心雕龙·体性》云“摹体以定习”，《定势》亦云“模经为式者，自人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就是说有意识地模拟某种作品而形成风格。刘舞还说，文章写作中那种故意违反用词造句规律的“讹势”，它的形成与人们“师范宋集”很有关系。因此他十分强调人门须正，取法乎上，认为初学者必须选择正确的模仿对象。在具体评论作家时，刘勰有时也指出古今作者风貌的类似，述及其渊源继承关系。如说司马相如“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说杜笃、贾连是“崔(骃)、傅(毅)之末流”，王延寿“善图物写貌”，是“枚乘之遗术”等。现存南朝诗歌中，单从诗题上看，就颇有一些模拟之作。如鲍照有《拟青青陵上柏》、《学刘公干体》，又有《效阮公夜中不能寐》、《学陶彭泽体》，风貌即与所拟者相近。

江淹也有《效阮公体》十五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江淹认为汉魏、两晋、南朝的五言诗歌，各有其不同的时代风貌，而且诗人众多，其体貌也各各不同。故作此三十首诗，模拟上起汉代、下至刘宋的诗人们的代表作品，后人往往称赞它们能逼肖原作。可知江淹在辨别诗歌风格方面颇具眼力，其模仿的水平也不为低。此外，何逊也有《拟青青河畔草转韵体》、《聊作百一体》，分别模拟古诗和应璩。比钟嵘稍后的萧纲、何子朗都有学谢惠连体的作品。总之南朝诗人颇有模拟的意识。刘宋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都被模仿而形成流派。这在《诗品》中就有反映。下品谢超宗条载钟宪之语，说宋孝武帝、宋明帝时，鲍照、汤惠休的绮丽诗作很能打动人心，被许多作者模仿，而谢超宗等人则坚持学习颜延之、陆机那种尚规矩、重人工组织的、显得渊雅的诗风。《诗品序》中说到“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宋孝武、宋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书抄”。谢超宗等人模拟颜、陆体，应就是在这“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之中吧。这一派直至梁时仍有势力。据《诗品》说，由于任防以博学为诗，以用典故为高，许多人群起效法，遂成风气。这股风气即可视为颜延之一派的余绪。学鲍照、谢灵运者也是齐梁时仍大有人在。《诗品序》说鲍照被视为羲皇上人，即可见齐梁时仍有许多作者崇拜、仿效他。学谢灵运者更屡见于史传。如齐武陵昭王萧晔即曾“学谢灵运体”。王籍学谢，“室其合也，殆无愧色。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腆之有严(庄)周”。又伏挺也“善效谢灵运体”。直至萧纲作《与湘东王书》(时钟嵘逝世已十余年)，还说有人效谢灵运。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概括齐梁时诗坛状况，说大略分为“三体”，即“出灵运而成”的一体，类似于傅咸《五经诗》、应豫<百一诗》的一体和“鲍照之遗烈”一体。其中第二体的特征，在于“缉事比类”，“博物可嘉”，即堆砌典故，实际上就是模仿颜延之那一派，只是萧子显欲远求其祖始，故溯源至魏晋作品罢了。

综上所述，可知当钟嵘著书之时，南朝诗坛盛行模拟的风气，而且其他论者也注意到此种现象。钟嵘评论诗人着眼于源流继承关系，正是时代风气的反映。只是他以今例古，囊括数百年而言之，显得颇有体系罢了，然而也正因为太有系统太细致，乃不免使人有牵强之感。

至于将众多诗人最终归结于《国风》、《小雅》、《楚辞》三个源头，其实也是有所继承并与当时一般的想法合拍的。刘宋时檀道莺《续晋阳秋》述汉魏西晋文学，已说“皆体则《诗》、《骚》”。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有“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之语。刘勰《文心雕龙》则标举经书和《楚辞》为学习作文(不仅是诗歌)的两大典范，只是将《诗经》扩大为五经而已。可以想见，在南朝一般人看来，《诗经》、《楚辞》是百代诗歌美文之祖。钟嵘将古今众多诗人分为三系，其恰当与否姑且不论，总之也是时代风气的反映。他将曹植、陆机、谢灵运这三位不同时代诗坛上首屈一指的人物都置于《国风》一系，其合理与否也暂且不论，但总让人感到其中隐隐然似有将《诗经》置于《楚辞》之上的意味。这也与《文心雕龙》“凭轼以倚《雅》《颂》，悬髻以驭《楚骚》”即将经书作为倚靠、而以《楚辞》为控制驾驭对象的提法，具有相似的倾向。当然钟嵘对此不像刘勰那样加以论析，只不过让人感到那么一点宗经的气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