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作文500字，童年的回忆作文800字

童年的回忆作文500字，童年的回忆作文800字

童年的回忆作文500字左右，一篇不超过800字。文章内容要积极向上，不能出现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作文题目自拟，不超过20个字。。文章中不得出现真实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等信息。文章内容要真实反映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等。不得抄抄袭他人的作品。学校要加强网络安全管理，防止网络谣言和不良信息传播。

一：童年的回忆作文500字

童年，一个充满美好的词，它包含着银铃般的欢笑声，包含着任性和撒娇时的啼哭声，包含着天真无邪的笑脸…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关于童年的回忆500字作文5篇，欢迎借鉴参考。

作文一：童年的回忆

在我7、8岁的时候，有一次掉牙的经过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吃过晚饭，我的牙一直悬挂在空中，爸爸说帮我拔下来，但是我礼貌的拒绝了。有点无聊，就一 *** 做在沙发上看起生动有趣的动画片来。突然爸爸大叫：“你还想不想上学了?再看，明天就起不来了，快睡觉!”面对爸爸严厉的面孔，我不情愿的朝小床走去，迈着零碎的步子，三步一回头，告别了我心爱的动画片。

我虽然躺在床上，可心里未免不了想起生动的动画片，脑子里回忆起激动人心的场面，眼前不断浮现出动画情景……

门“吱呀”一声开了，原来是爸爸，我紧闭双眼，但在缝隙中隐隐约约看到爸爸手里拿着两个苹果。我没管那么多，睁开眼睛张开嘴巴就要吃，爸爸猛地一收手，我咬了个空，，原来悬挂在空中的牙更加松了。这时，爸爸诡异地说：“你把眼睛闭上”。我照做了，“把嘴巴张开”。我也照做了。“你使劲咬，咬到东西就给你苹果吃”。我忍不住苹果的诱惑，使劲咬下去，只听“咯支”一声，牙掉了。我看见爸爸龇牙咧嘴地冲我说：“牙掉了，终于掉了!”说罢，便把一个又红又大又脆又香的苹果，塞进了我的嘴里。我又可气又好笑地望着爸爸。

爸爸使用的掉牙法可真够绝的，佩服佩服!

作文二：童年的回忆

还记得，有一种感觉叫做刻骨铭心，如今却在渐行渐远……

还记得，有一种童真叫做纯洁无暇，如今快要烟消云散……

童年，一个充满美好的词，它包含着银铃般的欢笑声，包含着任性和撒娇时的啼哭声，包含着天真无邪的笑脸……总之，它包含了所有纯洁，天真的瞬间。

回首往事，不禁乐而开笑。还记得，三岁时到水坑里游泳，五岁时穿妈妈的高跟鞋，七岁时大喊："不得了了，了不得了!''……小时候，总喜欢在地上爬来爬去，看到妈妈的长发便嫉妒的去揪，看到爸爸写字，便着急得拿起笔学起来，妈妈看了便幽默地说我再写"甲骨文''.管6叫niu,管西瓜叫西招，管鱼叫吴，管老姑叫老督，妈妈给我纠正，而我去非要这么说，看着妈妈着急的样子，我还在幸灾乐祸呢!

生活在不知疲倦地走着，童年的时光飞逝着，最终，每一件事变成美好的瞬间留在脑海里，但这一瞬间也要离我们而去，取而带之的是社会的复杂和狡诈。朋友们，让我们留住这童年美好的回忆好吗?

不能忘记，有一种快乐叫做发自内心。

不能忘记，有一种童年叫做魂牵梦萦。

作文三：童年的回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已从几岁大的毛孩子成为五年级的小学生了，但我仍常常沉浸在童年美好的回忆中。

“闯关”是我们最热衷的游戏。记得那天下午，我们再次拿起武器，开始了闯关。通过“石头剪子布”我们决出了“队长”。“队长”又用砖头在地上画了一幅闯关图。“我们从车库到土堆，明白了吗?”“队长”郑重其事的问道。“明白”，我们也假装严肃的回答。“好，开始行动。”我们操起武器，飞快地向关口杀去。“队员”一个一个的阵亡了，我们便越来越勇猛。终于到了关口——土堆。“大家小心了，魔将来了。”说着“队长”便跳上土堆插上了一个大叉子，“这就是大魔王，他十恶不赦，快攻击它。”说着，李明拿出“炸弹”，向土堆扔去;我拿着棒子打;关达拿着火炮“轰”。我仍勇猛的向前冲去，一不小心，被叉子伤到了，我想了想便说：“我被毒箭射中了，大家一定要把大魔王打倒，要不我们死不瞑目啊!”说罢，我便开始装死。队长笑着说：“你死得好惨啊!我们一定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说完，他们便离去，去攻下一个魔鬼。我在心中暗笑他们真傻，不如我偷着在这休息，我隐约闻到一股臭烘烘的味道：“哦!是马粪。”我惊叫到。他们先是愕然，然后忍俊不禁。

这件事我记忆犹新，每当看到小孩子武着木棍东跑西颠的，我就忍不住笑。

童年的记忆像一个个烙痕，烙在我记忆的深处。每当打开记忆的闸门时，美好的时光再现，我才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时光，也就珍惜了另一份美好的回忆。

作文四：童年的回忆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转眼间，我12岁，上中学了，也不再是小时候那个贪玩的小女孩了，说起小时候，我最爱玩一个游戏了!!

“丢，丢，丢手绢“每当听见这活泼，动听的童谣时，我就不由得想起我们常常围坐在那棵老柳树下玩的游戏----丢手绢。

第一个由我来抛手绢。我绕着伙伴跑，也不知把手绢抛给谁。张力，是有名的“飞毛腿“，我怎么能跑得过她?王旭，十分机灵，如果放在她的后面，她就一定会用狡猾的手段很快把我抓住。那放在谁的后面好呢?邱琳不行，苏心不行，江雪也不行。这时，我一下把目光投向了只有5岁的彩鑫身上，她年纪小，而且跑得慢。对，就是她，我刚想把手绢放在她后面，彩鑫回头看了我一眼，好像在问我，怎么还不抛?于是，我有忧郁了一下，最终，我好是把周卷抛给了彩鑫，开始还傻呼呼的边拍边唱，我都跑半圈了，她才回过神，急忙拿起手绢抓我来了，她刚跑了不一会儿，我便跑到她的位置蹲下了。没办法，只有她来抛了。丢手绢真好玩。

没事的时候，回头想想这个事，也是很怀念的。

作文五：童年的回忆

在我6岁的那年，我们幼儿园举行了，一次比赛，那天我们的爸爸或妈妈都来到了幼儿园，参加这次活动。人非常多，大家脚尖碰着脚根，我们小孩想走路变得很艰难，我就像被夹成夹心饼干。

第一个比赛是“抢气球”，老师把气球放在天花板上，让我们的家长去拿，拿到就送我们了。我们的爸爸或妈妈都跳了起来，整个幼儿园好像地震了一样。

我们班的矮个家长数不胜数，可是高个的却没几个，矮个家长跳着跳着就是拿不下了。可是高个的把手一伸就轻轻松松的拿到了。幸好我妈妈奋起一搏拿了一个，可是许多家长都没拿到，全被几个高个拿走了，没拿到气球的孩子都哭了，说什么都不听劝告，最后大家把气球都分了，大家都高高兴兴欢呼起来，幼儿园一片欢呼。

后来的一个活动，就是去抢糖，这个游戏很难，不过我妈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抢了一个玉米糖。不过我特别高兴，在妈妈面前跳来跳去，现在回忆自己那时就像是个神经病。

在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碰见了妈妈的朋友正带女儿在逛街，妈妈走上去就和她说了几句。后来妈妈让我把那颗玉米糖给她女儿吃，我就是不给，后来妈妈说给我吃肯德基，可是我看着看着觉的这糖金灿灿的，会不会是黄金做的很值钱，二话不说自己就吃了。

现在，回想气以前的事真觉的太幼稚了。

二：童年的回忆作文600字

童年的梦，七彩的梦；童年的歌，欢乐的歌；童年的脚印一串串；童年的故事一摞摞。”这首歌是否能让你回想起美好的童年生活？在那五彩缤纷的岁月中，发生过许多事情，不像星星一样的明亮。我的童年是美好的，有许多事值得回忆……我的童年是快乐的，幸福的。

终于可以吃到盼望以久的蛋糕啦！瞧，那蛋糕又大又圆，被纯白的奶油覆盖着，上面堆满了各种奶油花儿，好像在对我笑着，可爱极了！蛋糕上还用红果酱写的“生日快乐”。再烛光的映衬下，蛋糕真令我垂涎三尺啊！我迫不及待的想吃掉它。一大块蛋糕被我拿在手中。

我咬了一大口，啊，真是美味啊！姐姐突然笑了，这笑让我莫名其妙，一照镜子，呵，我把一块奶油蹭在了鼻子上，活像一个小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姐姐不爱吃奶油，正想着怎么办，忽然看见我鼻子上的奶油，眼睛猛一亮，笑眯眯地说“妹妹，过来！”我想都没想，大步跨了过去。姐姐让我坐下，只见她端来一个盘子，里面有我爱吃的奶油，我以为她要给我吃，赶快张大了嘴。“啪”，一块凉凉的东西贴在了我的脑门上，接着是脸，下巴，我知道是奶油，便伸长了舌头去舔，却听见了一阵大笑。去镜子前一看，哈！

童年也有苦的，作业，一天比一天多；知识，一天比一天难上加难；考试；一天比一天接近；游戏，一天比一天少……爸爸没一天回来看到的我，总是被作业搞得昏头转向的我；总是一个埋头苦干的我；总是一个堆在作业堆里的我。作业像小山一样，更像小雨天，延绵不断。

我的童年还有很多，有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大家的童年也一样，我们的童年慢慢的消失，大家在拖离童年，这是我的童年的一部份。童年随风渐远，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其中的味道，它就把我丢在无助的世界，逐渐的把我变的惨白，让我自生生自灭。

三：童年的回忆作文300

张五常：童年的回忆（之一）

不久前一位朋友传来这里附上的图片，是一九六七年摄的香港西湾河成安街对上的山头，称成安村。我是在图中一带长大的。二战后，除了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我到佛山华英中学的附小混了几年，到我离港赴北美碰运气的一九五七，大部分的时间我是住在这成安村再向上走一点的澳背龙村。当时那里的房子远没有图中见到那么密集。

图中见到的路大约建于一九五二，当年我是走惯了的。也有石阶可以拾级而上。我少年时的好友容国团当年是住在这屋村东行约一公里的地方，依稀记得名为南安坊。一九五二年我认识他，一九五四年我跟他差不多日夕与共。他是没有钱读书，要打工；我是没有学校收容——一九五四年被逐出位于铜锣湾的皇仁书院。算是初一，我两次不能升级，要离校，同学们说是因为一个姓梁的作文老师不喜欢我——他们说没有见过作文只差一分不及格的。那是“主要”科，不及格升级免问。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离港到加拿大碰运气，要坐船十八天。是商业之行。到了多伦多，只几天解决了那里的出口商要处理的事，就决定留在北美读书。在加拿大没有正规的大学收容，只能在那里自修英语。我以超龄的资格进入了洛杉矶加州大学时，快二十四岁。那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十年人事几番新，图中所见的一九六七是我离港十年，运情不错。早一年我在长滩获十八间州立大学的最佳教授奖。六七年初，论文《佃农理论》只写好一章，芝加哥大学给我一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奖，要我到芝大去。我对他们说我还没有博士，怎可以接受“博士后”？收到的回应是他们不管我是不是博士，但我一定要去芝加哥一年才可以获该奖金。这样，六个星期后我就把论文写完了。斩瓜切菜， 但不少师友认为那是他们见过最好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也是一九六七年初，我在长滩艺术博物馆举行摄影个展，盛况一时，多份报章大事报道，展期延长两次，也有好几间其他博物馆要请我去展出。考虑了几天，我决定放弃摄影，专研经济学。一九六九年我转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做副教授，几个月后他们无端端地升我为正教授。

容国团是个天才，但运情没有我那么好。比我年长一岁的哥哥当年认为他是个音乐天才，但学音乐，弹什么钢琴的，家境欠佳的当年免问。其实阿团什么都是天才。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五那一年，他和我皆无所事事——我在父亲的商店工作，因为遇上韩战禁运，上不上班都一样。我们两个于是在街头巷尾到处跑，找其他孩子出气，赌小钱。凡赌乒乓球与踢毽子由他出手，而我则善于下棋（任何孩子玩的棋）与掷毫（即硬币）。桌球阿团也有两手。正规的桌球要付钱，他付不起，但那些穷孩子玩的康乐球他是所向无敌的。还有，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阿团写得一手好字。

一九五五年的暑期，我在父亲位于永乐街的商店隔壁的一间凉茶店认识一位名为关大志的摄影天才。他替我买了一部二百港元的旧照相机，教了我半个小时，我就摄得两帧作品入选香港国际摄影沙龙，而且两帧都被刊登在该年的年鉴上，所以兴趣转到摄影那方去。阿团的家境没我那么好，在湾仔修顿球场旁边的一间工会的小图书馆工作。其实没有什么书，但有乒乓球桌一张，他天天在那里独自研究发球。记得一九五七我离港的早上，到该工会找他，他教了我两招发球，也送我他惯用的球拍。该球拍遗失后几年前复得，今天又不见了。如果再出现，我会拿去拍卖，把钱捐出去。

认识阿团之前，我老是喜欢在附图位置再上一点的澳背龙村，到处找其他孩子游玩比赛。最好玩的是鎅风筝，其他有射或捕飞鸟、掷毫、弹玻璃珠子，我无所不精，所向无敌。我也喜欢逃学，独自步行约一个小时到当时一个人也见不到的柴湾去钓鱼。永远是在水退时爬上水不深的巨石，等潮涨，把鱼丝一次又一次地抛出去。根本没有鱼，只是偶尔有很小的上钓，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抛，幻想着有大鱼上钓，到夕阳西下才回家。今天我以想象力知名经济学行内，主要是这些孩子玩意训练出来的。

一九五二年，在湾仔书院，班主任叫郭炜民，因为我常常逃学、缺课，其他老师当然会大兴问罪，但郭老师永远迁就我。一次，在大考前，我缺课，郭老师对其他同学说：“张五常看来是在家中准备考试了。你们不要学他，因为只他一个可以在一天自修一个学期的功课。”其实那天我也是去了钓鱼。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我有幸能跟郭老师进过两次午膳，表达他给我的教诲之恩。去年我的五卷《经济解释》竣工了，急着要送他一套，却得知他在几年前谢世了。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张五常：儿时的短暂温馨——《童年的回忆》之二

我是在香港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出生的。那时用“接生”，用不着到医院去。太富街是太古船坞的房子，是在太古工作的亲戚转租给我母亲的。这些转租或 *** 或分租，当时很普及，船坞当局不管。太富街又称第四街，因为当时有五条横排向出海面的，一律用红砖建造。太富街的日子，今天我丝毫记忆也没有。

找到一帧出生后三个月母亲抱着我的照片，是在太富街时期拍摄的。附录在这里给同学们看看。那是八十四年前！

男女不论，母亲是我平生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姓苏，名鸿，又名燕琦，广东江门人，苏氏是那里的一个大姓。母亲没有进过学校，但过耳不忘。她在教会听道而能把整本《圣经》读出来。守旧、迷信、讲意头，但也信奉基督教。一九九二年谢世，享年九十岁。

我的父亲张文来是广东惠州人，一九五四年谢世，六十岁。据说是个养子。约十岁时从惠州到香港做学徒，其实是做些洗碗、扫地等粗活。曾经在街旁卖香烟，也曾经在一个石矿锤石与抬碎石下山，导致他的右肩比左肩低。曾经在香港的湾仔书院念过两三年书，他的中、英二文都写得好，文采斐然。他自学而写的字有书法家的水平。

父亲的崛起源于他转到当时香港的天祥洋行做电镀学徒，有了基础的认识，他用中文翻译了一本源自美国的电镀手册。满师后他在永乐街二十号开设文来行，销售从美国进口的电镀原料与抛光用品，也给电镀行业的朋友传授有关的技术。那是远在我出生之前，而文来行这个老字号，今天还在昆山存在。逾百年的老字号稀有，文来行算是过了关。保持文来行是母亲当年的要求。父亲谢世后，香港的电镀行业把他的生日称为“师傅诞”。

我出生的一九三五年，文来行如日方中。母亲为了要父亲多吸新鲜的空气，一九三八年在我前文提到的成安村再上一层的澳背龙村建造一间以石头及水泥砌成的大房子（见图）。我还记得的懂事的第一天是一九三八年的二月，那时我两岁又两个多月。记得清楚，因为母亲叫我坐在一张小凳子上，监管着泥水工人，三铲沙要用一铲水泥，不要让工人骗了。是二月，因为记得那棵苦楝树（见图）正在开花。是一九三八年，因为建好的房子上头用浮雕刻着“一九三八”这四个字。我们一家是该年搬到澳背龙村去的。

该村当时算不上是村，没有名字，家中人称之为“山顶”。连我们的家整个山头只有三间房子，跟着很快就有第四间了。那是母亲让出近邻的一块地给一位教会的朋友建他的房子。姓吴的，有两个女儿，长女叫“吴姑娘”。我的幼儿班是吴姑娘教的。学生三个：我的哥哥张五伦比我年长十六个月，吴姑娘的妹妹叫吴惠玲，比我年长约一岁，我是最小的，约三岁。

吴姑娘的脾气好得出奇，因为我最小，对我万般迁就。记得有一次，吴姑娘要我们三个孩子背书，叫五伦先背。我大哭大闹地反对。吴姑娘于是让我先背。我一句也背不出来。吴姑娘问：“你不是要先背吗？”我说：“我说要先背，但没有说我懂得背！”老是赶着下课，因为喜欢爬到自己家的墙外的一颗桑树上摘桑子吃。吴惠玲就是喜欢吃我摘下来的桑子。

求学的灾难出现了。当年小学一年级的入学年龄是五、六岁之间。比我年长一岁多的哥哥是个读书奇才，他生于八月，母亲决定让他五岁又一个月读小学一年级。学校的名字是永光小学，在山下的电车路，不远的，但要让保姆背下山。最年小的我怎么办呢？母亲要我跟哥哥一起去读小一。但那时我只有三岁又九个月，太小了。

是的，在近二十四岁进入大学之前，我在中小学读书读得一团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读小一时起步太早！伦哥是读书奇才，他刚满五岁读小一可以应付，但我还有三个月才四岁，读小一是太早了。这是为什么后来我终于学有所成时，不少朋友问我孩子求学的事，我永远建议小学起步不要早，最好是比其他同学年长一岁。理由简单。在幼年，年长一岁是长很多，成绩可以容易超于其他同学。这样，有了一个优越感的起步，跟着就来得顺利了。

回头说母亲，她合共生了十一个儿女！第一个是男的，是我的长兄。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旧礼教家庭，这位名为张五洲的长兄当然是家中最重要的人物。然而，奇怪地，自父亲一九五四年谢世后，这位长兄逐渐地跟母亲不和。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着些什么事，因为一九五七年我离港赴北美，求学超龄六岁，需要拼搏的集中难为外人道。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职，其中一个原因是母亲老了，见她独居，我要回港照顾她。

长子之后，母亲跟着连生了六个女儿，其中一个夭折，所以我出生时有五个姊姊。第八就是伦哥，当然是母亲最宠爱的了。伦哥这个人的确是值得爱，我历来不想写他，因为这个音乐天才，绘画天才，读书天才，文字天才，一九五八年在美国患上精神分裂症，一九六七年初在香港自杀了。当时我在美国，想着母亲的伤心我连问也不敢问。在我之后母亲还再生两个女儿，第十的名秀贞，读书也了不起，可惜一九四七年因为脑膜炎病逝。第十一的名秀芳，又称“张十一”，曾经是香港一间医院的头头，今天还健在。

总的来说，年幼时在澳背龙村的日子是美好的。家境好，我和伦哥各有各的保姆。我的保姆叫群姐，晚上喜欢伴着我在户外看天星，说什么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及其他我长大后才知道是群姐自己想象或编造出来的故事。然而，好景不常，在我六岁生日过后几天，这些温馨的日子终结了。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张五常：香港沦陷的日子——《童年的回忆》之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是我六岁的生日。过了几天的十二月八日的早上，我和哥哥五伦刚穿好校服，正准备到山下的永光小学上课，却听到炮声隆隆。起初以为是军事演习，但收音机说是日军的飞机正在轰炸位于九龙沿海的启德机场。我们住在西湾河的山上可说是近水楼台，看到日机一架一架地飞到启德那方去。

不用上课了。我不知道伦哥怎样想，但我最讨厌上课，很高兴。这高兴不到半天，因为被母亲关进屋内，不能再爬到桑树上去。

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我们在收音机很快就知道，在同一天，日军的飞机也轰炸了夏威夷的珍珠港。香港的有关当局早就知道日本有攻打香港这个可能，驻港的英军早就频频准备。在空袭珍珠港约前半年，在香港，高射炮的演习差不多天天有，而在夜间那些照到天上去的探射灯扫来扫去，热闹，我的保姆群姐喜欢伴着我在家门外的地堂抬头看。

事实上，日本侵华的行为我三岁时就常听父母说，而在一九三七的卢沟桥事件之后约两年多，母亲就开始大事准备了。当时我的大哥拥有今天的同学们可能不知道的“留声机”，即是可以播放唱片的。最常听到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没有谁想到这首歌后来成了中国的国歌。大家最爱听的是郎毓秀唱的救国歌。很遗憾没有机会认识这位知名神州的女歌唱家。她的父亲朗静山是个摄影奇才，约三十年前在香港的一个摄影家的聚会中，在他讲话前我介绍过他。

同学们不要相信历史的记载，说日军攻占香港用了两个月。其实他们只用了“三日三夜”——这是香港的老人家会记得的典故。母亲事前做了的准备，主要是储存粮食——米、油、盐，加上大量的花生麸。后者是一块一块的，像加大了的西樵大饼，堆满曾经用作养猪的房子。为什么要储存花生麸呢？母亲的解释是既可充饥，其中也有少许的花生油。据说后来母亲带着七个孩子逃难到广西后，父亲把这些大量储存着的粮食，分派给邻居，救了好些人。母亲也收藏了好些小金块、金币，推算着纸钞可能不值钱。

尽管英国上头早就为香港的防守做了准备，但只三日三夜就失守，今天回顾，是因为欧洲有意大利及德国的军事威胁，英国自身恐怕难保。守护香港的英军不少是印度人，不是好战的民族。日军登陆香港可能有好几处，从我们的家可以见到的是从鲤鱼门上岸登山，在山腰走好一段路才下山去。

日军残忍无道，杀人如麻，而我们家中养着的狗动不动就把什么人的手或脚叼回家。盟军的飞机偶尔也飞来炸日军。其实是帮倒忙。有名的是地毯式地炸湾仔一带，杀的尽是香港的居民。

香港人当时给日本仔起的别号是“萝卜头”。后者当然需要香港本土的人协助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凡是协助萝卜头的都被称为汉奸。有价格管制，也有粮票，但那所谓黑市不怎么黑。排队轮购的现象常见，也有不少感人的故事。

我最记得如下的一个真实故事。在我前文提及的太富街十二号二楼，我家迁出后让一些亲戚住。那里有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子，因为饿得要命，在深夜大家熟睡之际，爬起床来，偷家中的米自己煮饭吃。三岁懂得煮饭，比我聪明多了。

排队轮购的故事，粮票的故事，搞关系的故事，黑市、灰市的故事，当年我天天受教，加上香港战前与战后的租金管制的故事，给我提供了足够的资料，让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了那篇题为《价格管制理论》的文章。这篇文章会历久传世。

说到在市场流通的钞票，日军当然强迫香港人用他们发行的“军票”。印制军票的成本近于零，如果不强迫他们侵占的地方使用，他们怎会有那么多钱打仗呢？

然而，虽然名义上是禁用，但港钞还在市场流通，贬了值当然无可避免。贬值最厉害的，是五百元面值的钞票，因为找赎困难，市场一般不接受。我的母亲就用面额小的，或用日本的军票，去购买这些贬了不少的五百元面值的港钞，大张的，放进一个黑色的小铁箱内，在家旁的园地挖一个洞，把小铁箱埋藏在土下。

二战后，母亲向我解释说，她当时就是不相信日本可以占领整个中国，如果有朝一日英国再回头治港，他们不会不接受五百元面值的港钞。

这就是我的母亲。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张五常：逃难的热闹与哀伤——《童年的回忆》之四

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沦陷后不久，要逃难到内地去是普遍的考虑。但要逃到哪里，怎样逃，不是容易的选择。报章的言论有对有不对，而过了不久友侪间大都懂得怎样判断报道的可靠性。例如内地的报章的标题说“我 *** 移有利阵地”，大家都知道“我军”是在败退。什么 *** 、电报都困难，“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是当时最可靠而又最迅速的消息传达方式。

要逃到内地去当然也是我们的家的立刻考虑。但家中的子女与亲戚那么多，加上香港的物业与父亲的生意，要怎样处理，大费思量。父亲的生意当然要关门，但存货不能不管，而员工要怎样处理或安置都是问题。

我记得父母的一项重要考虑，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内。逃难因而要分散，不要让所有的家属一起死掉。父母跟着决定的安排如下：父亲留在香港；排第七与第十的女儿留在香港陪伴父亲；我的长兄当时已经结了婚，跟大嫂也留在香港，处理需要奔跑的工作。

向内地逃，父母的约定是兵分两路，其中的一个困难是父母皆认为不要让子女们荒废学业，逃到哪里要有学校收容。这基本上是一个无从处理的棋局，但后来毕竟是尝试了。

母亲自己带着三个年纪最幼的：大我一岁多的五伦、我和小我三岁的秀芳。其他的二姊、三姊、四姊、五姊这四位跟母亲在内地聚散不常。换言之，母亲是带着七个孩子到内地逃难，从一九四二年八月动身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回归，刚好三年，竟然没有一个死掉，亲友们都说是奇迹。没有死，但我和妹妹秀芳差不多死掉。

四个姊姊怎样逃我一时知道一时不知道。但我们三个跟着母亲的，怎样逃我还记得清楚。是非常古怪的行程，因为日军在内地行踪无定，而亲友可以在哪里帮忙一下，也变化无定。我清楚地记得离开香港的第一程是乘船到澳门，跟着是水陆并用地到了广东的惠州。那是父亲的故乡，他的亲属也是我们的亲属，招待了我们一天。跟着是直走北上，到曲江，又称韶关。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因为我们认识的逃难朋友，差不多一律都先走曲江。

我清楚地记得曲江，因为我们三个孩子都生了病，住在那里的河西医院。十多年前我刻意地到曲江一行，问那里的人有没有河西医院这回事。他们说有，但早就拆掉再重建，转到另一个地点。当年我住过的河西医院在江边，今天的不是。

跟着是从曲江西走到桂林。那应该是一九四二年的九月。该年十月十日的国庆我是在那里过的。不容易见到国庆那么热闹。母亲当时在桂林租了一间两层的小房子，国庆那天晚上，我在二楼向下看，街上挤满了人，灯笼无数，爆竹之声不绝于耳。听说不少是来自香港的逃难者。

过了不久，我的四个姊姊也到桂林跟我们相聚，住在一起。这时母亲决定做一件怪事。你道是什么？她把房子的地面那层做店子，卖豆腐花！好生意，因为顾客大都是来自香港的逃难者。这店子的名字是“豆精专家”，请了一位书法家朋友题字，而姊姊们的“香港相”一望而知，所以逃难的顾客多。问题是逃难客的行踪飘忽似云，不出半年店子就关门了。

第二、三、四这三个姊姊留在桂林读书，进入了那里的广西桂林医学院。战乱如斯，当然不可能读完，只望读得多少就读多少。母亲带着我的五姊和我们三个小的转到柳州。那是一九四三年，我七岁。在柳州我们住在沙街。有几件我还记得清楚的事不妨说给同学们听听。

其一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叫琴姨，也逃难到柳州来，在我们沙街的家暂住。柳州以盛产木材知名，大树被砍下后，其搬运是浮在江上，下流。离我们沙街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江上浮着无数被砍下来的树干。琴姨穷，天天走到浮在水面的树干上，把开始脱离的树皮一块一块地剥下来，然后扎好，拿给收购树皮的人换一小点钱。有好些人跟着琴姨那样在剥树皮，有时我也去帮琴姨多剥一些。

其二是当时自己的肚子吃不饱，见到邻近有一间刻石章的店子，母亲不管时我去帮该店的穷老板清洁一下地方，换得几角钱。是从那时起我对石章用的石料有兴趣，四十年后开始动用母亲的基金收藏寿山石。约两年前北京的中信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一本题为《清宫田黄方印录》的书。

其三是我和哥哥五伦进了柳州中正中学的附小。跟着频频跟那些广西仔打架。不是我要打，而是我的哥哥沉默寡言，怕事，广西仔老是要欺负他。我知道母亲最爱伦哥，替他出手。当时我是说得一口流利的广西话的，今天全部忘记了。

其四是悲剧。我的母亲不知道逃难会逃多久，而没有一个孩子可以赚钱，身上带着的钞票不一定可用，而金饰一般不敢示人。这样，一切都要尽量节省了。我当时的感受，是母亲认为她带着的三个孩子不可能都活下来！只选一个活着应该选伦哥。

我的双脚开始腐烂。其过程永远是一样的：先在皮下的肉生出一小白点，过了几天破裂，流出一些液体，跟着是一个约一公分直径的伤口，几个星期后这伤口会愈合，留下一个疤痕。过不了几天另一个小白点又出现了。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双脚还满是疤痕。这些因为营养不足而出现的皮肉腐烂当时很普遍，而不少人知道，再坏下去是整个人会呈现肿状，肤色会变黄，成了绝症。可幸我没有达到黄、肿之境。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认识那里的教授Zvi Griliches——此君后来转到哈佛，再后来成为哈佛的经济系主任。一次跟他聊天，说到在广西逃难时的饥荒日子，我展示自己满是疤痕的两腿给他看。他也立刻展示自己的两腿，竟然也满是同样疤痕。此君是犹太人，年少时在德军的集中营呆过好些时日。可幸他的脑子跟我的一样，没有因为营养不足变得愚蠢了。

我在这里说起这些不好说的往事，是要同学们知道两点。其一是战争只宜于作为富有的人的玩意。其二是如果真的要学有所成，金钱不可以没有，但不是那么重要。

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

张五常：桂林大疏散——《童年的回忆》之五

一九四三年进入柳州的中正附小，不是按孩子的年岁与学历来议定班级，而是哪一级有位就放进哪一级。没有入学试那回事。我和伦哥一起进入该校的小四。没有固定的老师，因为大家都在逃难。小同学们也一样，只是死去的多。我曾经写过一个变得黄、肿的女孩子，问我她是不是快要死，我说是。她再问她做错了什么事，我无法回答。这经历解释了为什么长大后，在回忆中，除了三岁时在香港山头认识的吴惠玲，我数不出儿时有其他的小友朋。

大概是一九四四年初，母亲把我从柳州送到桂林位于山麓下的真光中学的附小，读小六。那时我八岁。五姊秀桃、伦哥与妹妹秀芳则留在柳州跟母亲在一起。

两个原因母亲这样选择。其一是我有三个姊姊在广西桂林医学院。其二是真光是名校。应该源自广州，逃难到桂林，二战后转到香港成为那里有名的真光女子中学。又是哪级有位就进入哪级。我依稀记得是小六，那时我八岁。寄宿，三位姊姊总有一两位每星期来看我一次。食有定时，腿上腐烂的频密度是下降了。

当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仔对桂林那么有兴趣，频频轰炸。今天看资料，才知道他们要打通到越南的路，方便输送物资。真是发神经，他们就是要到处打。

史书有载的桂林大疏散开始了。我那三位在桂林医学院的姊姊先走，其中二姊秀英转到贵州的贵阳医学院继续她的学业，二战后成为医生，今天九十八岁，还健在。其他两位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只是后来在桂平见到她们。她们比我先离开桂林，别时到真光找我，叫我千万不要乱跑，说不久后有一位我认识的名为“林哥”的会来带我到柳州会母亲。

呆在真光，同学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少，林哥始终没有出现。一天我早上起来，整个校园一个人也没有。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毙，到校中的厨房容易地找到东西吃，然后步行到不是很远的火车站，碰碰运气。沿路一个人也见不到，但到了火车站却见人山人海。是最后的一班火车。听说是向柳州那方行。今天查资料，确实是有那么的一班车。那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

是难忘的景象。我走进人堆，见到一个女人苦苦地哀求一个男人带她走。我年小，没有谁注意，就爬上已经坐满了人的火车顶上。到柳州用了好几个小时，但只停了一会，下车的只我一个。火车继续前行了。

原来柳州也在摆空城计。容易地找到位于沙街的家，进门见到母亲，她只是坐着，流下泪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坚强的母亲流泪。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伦哥与秀芳妹都在生病，而自己不够钱再走。但她又说，屋后的小房子还养着一头猪，大的，不知还有没有人要买猪肉。

我二话不说，从厨房找到一把菜刀，到屋后把猪宰了。前文写过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懂得在深夜偷米煮饭吃。杀猪时我八岁又两个多月了。

母亲和五姊把猪劏开两半，在街上找到一辆木板车，有两个轮子的，连我在内，三个人把猪推到在江边的市场去，希望有顾客。到处空无一人，江边的市场也如是。天气酷热，苍蝇布满猪身，见蝇不见肉。坚强的母亲又再流泪了！

正彷徨无计，却见江上有近百艘渔艇涌到该市场购买粮食，显然也是为了逃难之需。他们见到只有我们一家，只卖猪肉，当然要抢购。母亲卖得好价，不到半个小时整头猪卖光了。

母亲果断，跟其中一艘渔艇议价，回家收拾一下，一家五口立刻走。母亲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是平南。母亲要先找的是一位我们孩子要叫“吕舅”的人。

要到平南，从柳州水路南下，只可以到桂平，那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的地方。从柳州起步，我们租的小渔艇只走一小程，跟着换可坐数十人的大船，继续水路走。是在转换大船的过程中，母亲对我说的一些话，后来影响了西方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大船要雇用十多个纤夫，在岸上用绳子拉着船行，也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监管他们要用力拉。母亲有参与雇用这些苦力的议价。船行后，母亲对我说：“阿常，你猜得中吗？那个拿着鞭子的人是那些要被鞭的纤夫联手聘用的！”

一九六九年，在西雅图，我把这个纤夫与鞭子监管的故事告诉了来自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此君把该例写进一篇文章内，提到例子源于我。跟着W. Meckling与M. Jensen发表了一篇大名文章，提到该例，再跟着一位澳洲教授又再提，竟然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标题上。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了那篇后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以卸责（shirking）为主题，也是源于这纤夫卸责会受鞭的思维。在注脚中他们提到我。但究竟那持鞭者是否由纤夫雇用，则有待考证。我说过了，母亲是我平生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这里要说的是她喜欢编造故事给我听。

船到桂平就要转到地上走。到了桂平，可喜的是见到第三与第四这两个姊姊。第二的去了贵阳，三、四出现，母亲带着五、八、九、十一，子女共七人，全部活着。

记得在桂平，是一九四四年的十月中左右，参访一间学校，遇到他们有校庆之会，有表演的。知道我们来自香港，校长要求我们上台表演一个节目。怎么办呢？第三的姊姊想出一个主意：我们不懂得唱，要唱他们听不懂的。母亲不唱，不是圣诞，我们六人唱一首英文圣诞歌：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这里执笔回顾，历历若前日事。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张五常：那沙是贫穷的桃花源，兼论种植定律——《童年的回忆》之六

从桂平金田镇到平南，今天的地图说相隔三十多公里。走陆路，怎样走我不记得了。凭记忆写童年的往事，我总要想到一些比较特别或有趣的琐事，然后前、后连接起来。没有一些琐事就变得一片空白，无从下笔。是奇怪的脑子运作，只要有明确的两件琐事，其间的细节会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

当年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三十多公里要走一整天。到了平南，住在一个远亲的家，房子大的，逗留了约一个星期。记得这个地方，因为在该房子外的草地上，我被一匹马的后腿踢了一脚，没有受伤，但奇怪马的后腿可以把我踢离地面才掉下来。

当时我们一家要去的目的地是一条名为“那沙”的小村落，今天竟然可在地图找到，离平南二十三公里。要走的是荒山野岭的小径，走了十个小时。我们三个年幼的要坐在篮子内让人挑着走。到了那沙我们住在一间据说曾经是牛房的小屋。今天回顾应该不是牛房，因为那里有阁楼，而我是睡在阁楼中。

那沙是一个小村落，只有十多户人家。很穷，听说那里的人整生只可吃三次白米饭：小孩满月、结婚、长辈谢世。没有一个识字，但因为有土匪，枪支却是有的。据说日本仔也偶尔在邻近出现，我们没有见过，但后来我想，那时日本侵华近尾声，走散了的日军在农村到处劫掠糊口，不奇怪。

那沙的村中人对外间的事知得很少。他们没有听过火车、汽车这些交通工具。在我们抵达之前纸张也没有。钞票他们是有的，因为每十五天他们会带农产品到一个集中的市场出售，称趁墟。村民之间的交易一般以鸡蛋的只数算价。

这些贫苦人家的主要粮食，是木薯。其实是一种树根，有毒的，要泡在小溪中几个星期才可以吃。有牛，有家禽，而多种农植井然有序。但这些产品他们要拿到市场去。

风景优美：小溪、山坡、高高低低的田地，活像一幅一幅的图画。有黄牛与水牛，家禽不少。如果有人偷这些东西，可能是死罪。从表面看，那沙这条小村落的确像陶渊明先生笔下的桃花源：“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也奇怪，除了要防土匪，那里的村民对外间一无所知，正如渊明先生说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那沙有个村长，也有一些长者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事项。离那沙郊区不远处有另一条村，界限分明，其管治与农作跟那沙差不多，但奇怪地，两条村相隔那么近，村民的口音不同。姓氏有别，很可能是中国文化故老相传的各有各的“三家村”发展起来的。

这里的一个重点，是这两条村的存在有很久的历史，可见于二村各有各的口音。他们对外间的世事近于一无所知，而如果没有中日之战带来的波动与土匪的增加，他们知得更少。从一九四四年十月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离开，我们在那沙住了约十个月。

这就带到多年后我想到的关于经济学的两个话题。其一是我的深交巴泽尔（Yoram Barzel）曾经出版过一本题为《国家理论》（A Theory of the State）的书，其中给“国家”的定义与必需的条件——即是要有什么的条件才算是国家，我在自己的《经济解释》的第五卷中，直指其非。理由是巴兄给国家下的定义，那沙那条小村落全部吻合。但那沙怎样也不能称为国家。当然，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小岛上自封为国，但有什么意思呢？我因而在《经济解释》中，指出国家之所以为国，要历史书籍说是国家才算。

第二项经济学者的失误更为严重。那是一九六七年我的好友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的那篇大名文章，题为“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解释私人财产为什么会出现。他引经据典，写得逻辑井然，其大意是说，界定私人财产的交易费用低于这界定带来的经济利益，私人财产会出现。当然对，但那只不过是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有说。

经济学者老是喜欢自己骗自己，骗了多年，骗过无数次！

那沙这条小村落给我对私产出现的启发，是简单清楚而又明确的。这是：如果土地不是私产或没有某程度的使用权利的界定，种植不可能成事！房子的建造如是，某些家禽的饲养也如是。羊群、牛群的饲养，需要广大的草原，在某些情况下用不着清楚的土地权利界定。

上述的土地界定使用权利的发展，可能始于中国。这是因为种植这项活动，在中国的历史起码有几千年。回顾人类历史，在西方，种植应该比中国迟很多。欧洲出现的十字军东征还不到一千年，历史有载劫掠，但没有提到稻谷等。种植一般要植着不动，土地不可以没有权利界定的协助。侠盗罗宾汉的故事当然是虚构，但完全没有提到种植这回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虚构，但提到的良田、美池一定有权利界定。那是晋太元（公元376—396年）中。我自己不是专家的考查，中国在上古时期的竹简，不少是合约，有涉及土地的租用。租地来做什么呢？当然是种植了。事实上，不管有没有种植，土地凡有租约一定有权利界定。

所以我认为在土地种植是人类的伟大发明，是不是中国首先这样处理我不知道。

结语：

凡有种植，必有土地的权利界定。这又是一个张氏定律——我称为种植定律——可以验证，因而有解释力与推断功能。德姆塞茨提出的关于产权成因的理论，文字写得漂亮，其实是套套逻辑，空空如也。那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虽然名不虚传，但科斯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是大错，因为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另一方面，科斯提出该定律的一九六〇年的鸿文有一个严重的疏忽：他在该文中没有提到奈特！奈特在他一九二四年发表的鸿文中，提出同样的定律，比科斯早上三十六年。

科斯不可能不知道奈特的大文比他先说同样的话，因为一九三一年他从英国跑到芝加哥大学去，旁听奈特的课。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

张五常：饥荒的日子——《童年的回忆》之七

回头说广西那沙那条小村落，一九四四年十月母亲带着去的六个子女中，比较年长的有我的三姊秀梅、四姊秀兰、五姊秀桃。年幼的有排行第八当时十岁的五伦、差两个月才到九岁的我与三岁多的秀芳。还有五个我们事前不认识的成年男子汉，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比我们稍迟来到那沙。这些汉子来时互不认识，显然是独行侠，在那沙他们当然成为朋友。离开那沙时，他们各顾各地走。

当年在那沙，我的三个姊姊比较年长，可以处理家务，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为那里的村民修补衣裳，赚取一些鸡蛋等小食。三个年幼的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伦哥重要，会让他先吃，而妹妹秀芳和我，母亲在柳州时曾听一位医生朋友说能活下来的机会不大，于是索性让我背着三岁多的秀芳，在荒野觅食。

秀芳易养，在荒野中我找到些什么可吃的，塞进她的口中她一律吞下去。这个当年医生朋友说不容易生存的妹妹，就是这样活下来，活到今天！当时秀芳和我都很瘦，基本上没有多少肉。我背着秀芳到处走，轻若无物。偷农民种的番薯，行动要快，而我的本领是看着薯苗，可以判断哪一根的土下会有上选的。某些草蜢可吃，但要生火烤熟了才吃。当年我自己想出来的、在山间煨番薯的本领，可能无敌天下。

神奇的是我发现在溪水中可以用手捉到大虾，近一两一只的。那是在浅而清澈的溪中行，细看水下圆滑的约两掌大的石块，有虾在其下会有一小点须或爪露出来。小心地慢慢拿开石块，虾不动，从虾后捕捉就是。我这项发明姊姊们知道了，她们兴高采烈地跟着我去捉。很可惜，过了不久这秘密泄露了，那沙的村民不到几天就把溪中的虾捉个清光。长大后我想不通，为什么那沙的人在我之前不知道溪中有虾可捉？

赤着双脚到处跑，我对中国农民的操作知得多。好比种稻谷，从下种到插秧到收成到化为红米或白米的过程，我知道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各类瓜菜的种植，果树的处理，轮植的 *** ——这些琐事我天天见到。替人家放牛换取一小点零食，村民只让我放黄牛。当时我羡慕能放水牛的其他孩子，因为放水牛可以坐在牛背上。

二十二年后，在那沙所见的给我一项很大的回报。这是在验证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时，我用着台湾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农植数字，不同农作物的，写出同学们今天可以读到的第八章。一九六七年在洛杉矶加大，老师阿尔钦把该章捧到天上去，而后来科斯读到，直言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我的《佃农理论》不能被超越。是的，在芝加哥大学，后来作为林毅夫导师的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读到该章后邀请我在该校教了一科农业经济学。

这就带到同学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我在《佃农理论》中能清晰地解通中国农业运作的密码，是因为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资料数据时，在我的脑海中，年幼时在那沙见到的农作景象一幅一幅地浮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多年以来，我不认同经济学者频频用回归统计来分析数据，因为我认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有关的行业或市场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另一方面，如果从事研究的人清楚地知道一个行业的真实运作情况，要解释或推断，回归统计这个法门的用场不大。我自己的经验是，只有一次，分析石油工业的数据，回归统计给我提供可喜的协助。

回头说那沙的日子，饥荒归饥荒，染上了疟疾是更大的苦，但奇怪地也有意料不到的收获。那是我到了那沙约五个月后染上的。疟疾是一种奇怪的病，每天会准时发冷，颤抖一个多小时，会散去，但过一天会准时再来。我的疾发时间是下午四时。当时大家都知道，治此疾的唯一药物，是金鸡纳。但那沙没有这种药，怎么办呢？母亲想尽办法，其中一法，是她知道金鸡纳是很苦的，就让我天天喝用苦瓜煮出来的水。当然无效。

母亲又听人说，如果在发冷颤抖之前，染此疾者能分心去做其他事，错过了颤抖的时间，疟疾会一去不返。听来是无稽之谈，但却真的有效。染该疾约三个月后，一天我刚好在疾发之前跟一个小孩子打架，此疾竟然一去不返。

在跟孩子打架之前的两个月，母亲每天在下午四时之前叫我离家，在荒野到处跑，希望可以让颤抖忘记再来。不灵光，而每天在下午四时颤抖后，还没有到回家的时刻，我独自呆坐于荒野，或山间，或溪旁，到夕阳西下才回家。在这些无所事事的夕阳黄昏，我细看阳光在溪水与各种树叶、草叶上的变化。后来一九 *** 年在美国洛杉矶加大，因为苦闷于选择论文的题材，每天下午拿着照相机 *** 于加大邻近的一个小园林中，那沙见到的光再在脑子中浮现，拍摄出来的那组作品，在加大与长滩艺术博物馆展出，获得大反响——某报的艺术版的头条只用一个“光”字！

写过的，这里再说，是因为我正在整理一本题为《光影话当年》的摄影集，放进去的作品多达三百七十帧，打算在中信出版。有机会同学们要找这本厚厚的书看看，体会一下以光作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回头说我在前文提到那五位汉子，也逃难到那沙村去的，其中一位是中学的的国文老师。他带着几本古文与诗词的书。这位国文老师喜欢叫我替他在白天拾取树枝，晚上烧火，让他在火光中读中国的诗、词与古文。不是朗诵，但悠然自得地读出声来。我在旁听着，因为承受了母亲过耳不忘的本领，因而可以背得出的古文与诗词无数。但我只是懂得背，不懂得认字或写。很多年后的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职后，香港新华社的一位曾经是我在佛山念书时的师姐要求我多写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我初试下笔时的错字太多，聘请了年幼时在香港认识的诗文名家舒巷城替我修改，一时间香港的好事之徒哗然。

严格来说，我在学校学得的中文是小学生水平，但因为母亲的遗传，在那沙时过耳不忘，记得多，什么平仄音韵，四六文体，长短句法——这些方面今天的中文老师不容易比得过我。此乃那沙拾取树枝的回报了。舒巷城几番说，套用古人的词或句，没有谁可以套得比我更自然！

到了那沙约八个月后，一天深夜，大家熟睡之际，有几个贼子到我们看似牛房的小房子打劫，抢去的多是衣物，不严重。那沙的村长被惊动了，拿着长枪在我家门前向天鸣放。这件事之后，母亲收到的消息是盗贼还要再来光顾，而另一项传闻是日军快要败走。迹象明显：前文提到的逃难到那沙的五名汉子，开始有两三位离开。

为恐盗贼再光临，母亲设法派人到平南县求救。大约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初，母亲叫我的四姊秀兰去平南的县 *** 求救。今天还健在的四姊也真的了不起。因为战乱而荒废了求学四年，她后来还可在香港大学的医学院毕业，成为医生。秀兰姊当时约十八岁。母亲选她去是因为这位姊姊曾经在香港的一间英语名校的初中毕了业，遇到西方人士她可应对一下。她找到平南县的县长，告以实情，该县长立刻派两个持着枪的人到那沙护卫我们离开。到了平南县，我们听到美国在日本某岛放下了 *** ，日本迅速地投降了。我今天的估计，回到平南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后记：

那沙的日子，对我日后生活的取向与学问的进取有深远的影响。好比长大后我喜欢田园与果树。在美国工作时，我曾经拥有小农场、果园、牧场、林地，甚至养过蚝与鳟鱼。

平生对衣着不讲究，没有用过一纸名片，但居住的房子要大，因为奇怪地，大的空间让我在学术的推理思考时来得奔放，想象力彷佛是增加了的。那可能又是那沙的旷野给我的影响了。

我平生做任何事项，不管是成是败，不见到效果我不容易放手。好比一篇学术文章，决定要写而又开了头，是好是坏没有写完我不会罢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今天我想，这很可能是在那沙那段日子，在饥荒中我就是爱见到农作物的收获。满地绿成一片的农田，被果实坠得弯了下来的树枝，水稻熟时的一串一串稻穗，不管是谁种的，永远给我有难以形容的喜悦。

不久前我的儿子在美国购买了房子。他有两个小女儿，我几番要求儿子要在房子的前后小园地多植果树，因为在感受上，孩子在小时多见树上结果，长大后的工作意向会偏于见到效果才罢休。

那沙的童年日子，也可能解释了我退休后研习书法，挥毫下笔，为什么最爱写辛稼轩的《西江月》。其词如下：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张五常：战乱后的安排——《童年的回忆》之八

一九四四年十月母亲带着六个子女从平南县走进那沙村，十个月后也带着六个子女从那沙回到平南。进去时我是坐在篮子中让人挑着走，离开时我是自己步行的。在那沙我天天赤着脚在田野中流浪，离开时我是穿上皮鞋了。那是唯一的一对皮鞋。经过了十个月，我的双足当然是长大了一点。皮鞋不再合穿，但没有选择，害得今天我双足的第二趾变作一半盖在大拇趾上。

从早到晚走了八个小时，抵达平南，当然累，睡了，但今天清楚地记得，母亲把我弄醒，把一口饭塞进我的嘴里。那是十个月来我有机会吃的第一口饭。

平南县的县长名欧阳拔英，母亲嘱我们称他为欧阳先生。我们一家欠着这个人，而我欠他特别多。这系列文章，写到近尾之际，我会以一整篇写他和我的关系，感谢他给我的教诲与帮忙。然而，当年在平南，我年岁太小，没有机会跟他说过一句话。

离开平南回香港去，是坐船沿江行的。记得抵梧州时，我们上岸吃过一顿饭。因为这小点回忆，十多年前我和太太也刻意地到梧州走了一趟。从平南到香港，我记不起走过陆路，而今天看地图，才知道从平南上船，先行浔江，转西江，顺流而下，可以到香港。这解释了为什么当年逃难到广西的朋友，皆先走陆路，先北上到曲江然后西去桂林。用人力，当年在江中逆流而上是太困难了。

自一九四二年八月离港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回归，逃难逃了整整三年。二战前的富裕家境不再。依照父亲的回忆，他的老字号、位于永乐街二十号的文来行，还在，但没有钱，也有多个子女需要进学校，怎么办呢？父亲说，他去信给美国的电镀原料供应商，问他们可否先提供货品，卖得出才付钱。父亲也说明，香港满目疮痍，不一定卖得出去。可幸美国那方立刻同意，而且说明卖不出去不用付钱。就这样，文来行就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来了。

起步逃难时母亲带着七个孩子到内地跑，回归时带着六个回港，秀英姊留在贵阳读医，全部活着。问题是怎样安排孩子读书。都是读书的年岁，怎样处理呢？二姊秀英当然留在贵阳读医，毕业后跟一位在桂林认识的也是读医的结了婚。三姊秀梅进入了广州的岭南，后在那里毕业。四姊秀兰继续在香港完成她的中学课程，考进了香港大学读医。第八的五伦留在香港，先读湾仔书院然后转到香港位于九龙的拔萃男校。其他几个，或先或后都跑到位于佛山文昌沙的华英中学与附小去。

选择佛山华英（解放后不久改名一中）有几个原因。其一是父亲当时在广州有文来行的分店，购买了一栋三层高的小房子，地面为店，二、三楼住宿，几个孩子周末从佛山到该店住宿，聚会一下是方便的。其二是华英的声誉很不俗。其三在那里寄宿的学费相宜。

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我在佛山华英读了三年，绝对是灾难。进去时还有三个月我才十岁，该进哪一级呢？我的姊姊秀桃自己进了华英，带我去申请，他们问我要进哪一级，我说不知道。他们再问我以前读过最高的是哪一级，我说小六。问我岁数，我说不到十岁，他们把我放进小六。

我可能是华英历史上唯一的从小六升初一而又再降到小六的学生。在二〇〇五年我发表的《求学奇遇记》中，我写下了这样的回忆：

可能是广西那沙培养出来的个性。我喜欢来去自如，独自思考，老师说的我不喜欢听就魂游四方。同学上课，我自己会跑到佛山的田园呆坐到夕阳西下。华英的日子吃不饱，衣服残破，无钱理发，提到张五常，老师与同学无不摇头叹息。小六一年升中一，中一一年降小六，还是每试必败，记过频频，不可能有再黑的日子了。

就是在华英的最后一年中，小六的吕老师给我指出一线生机。一天他带我到校园静寂之处，坐下来，说：“我不管你的行为，不知怎样管才对，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学生。你脑中想的脱离了同学，也脱离了老师，层面不同，有谁可以教你呢？我教不来，只希望你不要管他人怎样说，好自为之，将来在学问上你会走得很远，远过所有我认识的人。”

上面提到的吕老师，全名我记不起。十多年前在香港报章写自己的回忆，我几次提到这个人，说明是姓吕的。后来有一位读者来信，说他知道这位吕老师，提供关于吕老师的细节绝对是。但该读者又说吕老师在早两年谢世了，是在汕头谢世的。

说到拜师求学，没有谁比我有更好的际遇。如果算进年长后学经济，得到多位顶级大师的指导，我的运程绝对是不见古人，而今天看是不容易有来者了。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