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智慧大义灭亲（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

古人智慧大义灭亲（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

文/济宁市委党校 康爱茹

《北京晚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河南农村少年张某，辍学打工供哥哥张某上学，因为手上的钱不够哥哥的大学报名费，他铤而走险偷了一起打工的室友的4万元钱。警方接到报案后，找到在上海上学的哥哥，要他协助抓捕自己的弟弟。于是哥哥便把弟弟张某骗来上海，于是弟弟被提前埋伏的警察抓获。这起案件一经报道，便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亲人触犯法律，是应该"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

这样的境况，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也出现过，《论语•子路》篇这样记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向官府告发了父亲。"孔子回答:"我家乡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的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其中了。"

从这段记载来看，孔子是倾向于赞同"亲亲相隐"的，认为这样的做法更符合人情的本性。

然而，在《左传•昭公十四年》所记载的，叔向大义灭亲，处死受贿的弟弟叔鱼的行为，孔子却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

叔向（春秋后期晋国贤臣，政治家），他有着古代流传下来的正直作风。治理国家事务使用刑法，不包庇亲人。三次指出弟弟叔鱼的罪恶，不给他减轻。做事合于道义，可以说得上正直了！平丘的盟会，责备他贪财，以宽免卫国，晋国就做到了不凶暴；让鲁国季孙回去，称道他的欺诈，以宽免鲁国，晋国就做到了不凌虐；邢侯这次案件，说明他的贪婪，以执行法律，晋国就做到了不偏颇。三次说话而除掉三次罪恶，加上三种利益。杀死了亲人而名声更加显著，这也是合乎道义的吧！

叔向遵从自古以来正直的品格，虽然杀了自己的亲人，但是仍会得到人们的尊敬爱戴，因为这也是符合道义的吧！

同样是面对亲情和法律的冲突，孔子不赞成叶公的说法，却赞美叔向的做法，这样的表现矛盾吗？其实，这样不同的处理方式，很好的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处理人情与国法上的原则。

在民事纠纷的范围内，儒家一般主张不宣扬、不举证、不告发、不去伤害亲情；但在事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儒家又主张"大义灭亲"。而且"大义灭亲"更偏重于对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即对在上位的、领导者的要求。这样的处理原则显现出在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框架之下，儒家文化对伦理的重视、对孝道的推崇。

纵观中国的法制史，从西汉到民国，"亲亲相隐"可以算是主流的法律原则，但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适用"亲亲相隐"的原则，比如《唐律疏议》明确记载了不适用的三种例外情形：谋叛、谋大逆、谋反。"大义灭亲"作为例外法律原则，与"亲亲相隐"相互配合、规范化地运用，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刑法曾一度删除了"亲亲相隐"的规定，因为这与我们学习的西方法治模式存在诸多矛盾，比如"亲亲相隐"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法不外乎人情"甚至"人情重于国法"的理念，而现代法治有尊崇法律权威、法不容情等理念，加上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提倡让渡个人利益、牺牲个人情感，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所以，"亲亲相隐"基本上被完全摒弃。

直到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规定简称为"亲属拒证制度"，即亲属享有拒绝当庭作证的权利。（2018年再次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仍保留了这一规定。）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满足一定条件，且系初犯、偶犯的，可以给予宽大处理。

这一系列的规定可以算"亲亲相隐"的初步回归和现代重构，体现了儒家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仍有一定的价值。

守护人类最初的情感

人之为人，很重要的特征在于人有情感，特别是家庭亲人之间的情感，是最纯粹、最本性、最温暖的情感。让母亲去举报儿子犯罪，或者让儿子指证父亲，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在情感、心理上是很难承受的。长期以来，我们通过法律不断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责任，却忽略了作为个体的公民，也有尊重感情的需要和权利。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都有类似"亲亲相隐"的制度规定。

中国的古圣先贤，早在2500多年前就有了"亲亲相隐"的观念，显示出儒家文化具有极高的社会治理智慧，尊重人的基本情感，是"亲亲相隐"诞生的根基，也是它重新在法律中焕发生机的原因所在。

亲情之爱，是社会大爱之基

历史上唯一强制"大义灭亲"的时代是秦朝。据《汉书•贾谊传》记载，秦律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夫有罪妻先告不收。"意思是说，丈夫犯罪，妻子先去告发，她带来的嫁妆、丫鬟等就不会被官府没收。好的法律应该是引人向善，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的出台反而激起了人性之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秦朝倡导互相检举揭发，骨肉可刑，亲戚可灭，带来的是亲情的疏离、家庭关系的紧张和社会的动荡，秦二世而亡的史实，从反面证实了保护亲情、促进家庭和谐稳固的重要性。

表面看起来，亲属拒证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妨害司法秩序的正常运行，对追求案件真相存在一定的阻碍，但从长远和大局来看，法律强制亲属间相互指证、举报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要远远大于案件侦破带来的法律效益。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试想，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相信，那么对社会和国家的信任更是无从谈起。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在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的利益分配之中找到平衡点，讲求中庸、崇尚和谐的儒家文化，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义务还是权利？这是一个问题！

古代的"亲亲相隐"是义务，违背这一义务，轻则官府不予受理，重则会受到严厉处罚。《隋书•刑法志》记载，梁武帝三年，景慈因指证母亲拐卖人口，被处以流放之刑。今天，法律明确规定亲属拒证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既然是权利，那它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这就很好的解决了"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矛盾和对立，让二者达到了法律逻辑上的自洽。

当亲属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或公共秩序时，在一定条件之下，法律应该允许亲属保持沉默，因为追求案件真相主要还是公权力机关的任务，不能把这个义务一味地转嫁到个人身上。同时，法律更赞扬舍弃个人情感维护国家法律权威的行为，这种看似"大义灭亲"更有"大义救亲"之效。因为亲属如果不告发,犯罪者可能会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而加重其罪行。反之，如果"大义救亲"，则不但能使其停止犯罪，减轻罪行，还能争取法律从宽处理，减少对犯罪亲属的量刑。

"亲亲相隐"古法今用，证明儒家文化有着超越时空的合理之处，唤醒了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自信。任何一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必须要以本土文化作为根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探索中，儒家文化对于天理、国法、人情的衡量，给我们带来了有益启示：在立法方面，如何将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更好结合？在执法方面，如何刚柔并济，赋予法律更多的人文主义关怀？在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同时，将对亲情的伤害降到最低等等，需要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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