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故事，那么司马昭到底有无弑君之心？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故事，那么司马昭到底有无弑君之心？

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广为人知，其背后故事，就是下面这两位仁兄一起演绎的：曹髦，字彦士，曹魏第四个皇帝，史称高贵乡公，干了六年皇帝，连个正规帝号甚至王爵也没混到，怎么看怎么憋屈;司马昭，字子上，曹魏权臣之一，西晋王朝的实际奠基人，尽管生前没有称帝，但史书上还是称其为晋文帝或太祖。历史何其不公平!

《三国演义》第114回对此事的叙述与正史记载基本保持了一致：朝廷军政大权被司马昭掌控，曹髦惴惴不安。公元260年，他召集手下亲信研究对策，说：“司马昭将怀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废辱，卿等可助朕讨之!”然后不顾尚书王经的劝告，亲自率领殿中宿卫杂役等三百多人去攻打司马昭。结果飞蛾扑火，被太子舍人成济所杀。

近两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用这句歇后语来比喻“地球人都知道”的阴谋和野心，却并不关心其中的真伪。那么，司马昭之心，到底是颗什么心?

司马昭并无杀曹髦之心

关于曹髦其人，陈寿的评价恰如其分：“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唐代诗人王勃也如是评：“高贵乡公名决有余，而深沈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意思是，曹髦有才气，但性格不够“深沉”，浮躁轻率，缺乏帝王心术。性格决定命运，当皇家威权尽失，曹髦不能忍，结果自取其祸。

从正史来看，司马昭固然跋扈，但确实没有或不敢有弑君之心。即使曹髦让他对曹魏丧失了愚忠的最后心理防线，他也没想自己亲自代魏称帝，而是坚决反对废曹髦。这体现了他对曹魏的社稷、法统以及皇帝的维护。退一步说，即便司马昭有弑君之心，如果曹髦能效法汉献帝，能多多体会古人所说的“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明而少怒，哪怕是装傻充楞，潜心恩结上下弥补威权之失，待时而起，未必没有翻身的机会。

再看司马昭之心

有权威者未必可以惠民，而欲惠民者必须先获得权威。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对曹髦抱有同情之心、批判司马昭靠仁义博取权威又重塑仁义行为的史家们，在逻辑上是打架的。任何一个政权的颠覆、崩溃和瓦解，都难逃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重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有时是相互作用和关联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司马昭对曹魏的忠诚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卖命或愚忠，替皇帝卖命的忠臣属于最低等的忠心。司马昭所做的，是“安内、攘外”并举，凝聚民心，帮助皇权维稳，消弭了内生性危机;“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招抚异族，使得外生性危机也不复存在，所以“海内得以休息”。

试想，如果司马昭不作为或不做权臣做犬臣，跟着小皇帝一起继续罔顾民意，放任士族，不思进取，一边反人民一边维稳，那就是政治乱伦了，何来曹魏国泰民安?其子司马炎又何来实力去完成大一统局面?

相比曹操，介绍司马昭的文字也少多了。可是历史功过不是靠故事多少、记载的文字多少来界定，而是看他的政策、功业。乱世百姓为刍狗，有一个有能力知仁义的人来结束这个时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一味夸大一个历史人物的负面形象是不公平的，司马昭之心与“路人皆知”的弑君说，不能划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