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和哲宗梁超的党争产生了什么影响？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神宗和哲宗梁超的党争产生了什么影响？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熙宁变法，是发生在宋神宗在位时期，由时任参知政事的王安石针对北宋面临的积贫积弱局面掀起的变法运动，每当一提起这个，那么小编就不得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了

北宋自宋神宗启动“熙宁变法”(也叫“王安石变法”)后，一直到宋哲宗逝世，宋徽宗登基之初，连续三十余年党争不断。

期间新、旧两党轮流上台，轮流互贬，严重影响了北宋政局的稳定和谐。

因为北宋自宋仁宗执政时期开始，逐渐有了不杀士大夫的默契(宋太祖至宋真宗这三朝，都有杀过)，所以，政敌之间的整治，最多也就是从中央贬斥到地方。

俗话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不死，总会有机会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变动中继续冒头，继续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也是不管新党还是旧党，都一直不可能被完全打趴下的缘故，坐在皇位上的掌权者倾向哪一党，哪一党就马上能出头，反之亦然。

同时，暂时失败的失利者即使不掌权，也同样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治局势。

比如，“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主导的新党势大，旧党就在司马光、富弼等人的主持下，都躲到离汴京不太远的洛阳，互相鼓励，成结党之势，一起继续为自己的主张发声。

并且，相当多的老臣，还能依据规则，不停给皇帝上奏章，在奏章中批评他们不赞同的制度，不断以自己的观点影响皇帝，掣肘他们的反对者。

因此，北宋的数十年党争，归根结底是由当时优待士大夫的潜规则造成的，要是能残酷一点，估计就没那么多事了。

比如商鞅变法时，连太子老师的鼻子都割了，谁还敢出声?

再比如北魏孝文帝变法时，为打击反对派，连亲儿子都干掉了，就是为了变法成功以及制度顺利执行。

当然，更多人会赞同北宋时期良好的政治氛围，杀人太可怕，还是贬官比较好，相对比较民主，比较和谐。

但是这样的话，在朝堂上的掌权者，就会永远受到反对派的掣肘，会不停被针对、弹劾。

那么，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时期，怎么样能在大家都默认的不杀人规则下，让反对者闭嘴?是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该如何做到呢?

宋哲宗执政早期，是太皇太后高滔滔辅政，高滔滔曾打破贬斥宰相出外，要安置在富裕地方的惯例，把新党骨干、宰相蔡确不停往偏远地方贬斥，导致蔡确死在贬所。

高滔滔的行为，也算是开了先河，此前，北宋从来没有过因党争贬官，贬死了官员的先例，何况蔡确还是宰相。

高滔滔死后，新党重新上台，有样学样，同样把反对派往偏远地方贬斥，如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就有幸在此列中，他最落魄时，都被贬斥到海南岛去了。

即使是这样的打击，其实大家也都不怎么害怕，自己不行了，还有后代，还有亲朋好友，还有志同道合的师生等等，只要能说话，就能继续战斗。

所以，高滔滔打破先河的行为，也没能终止党争的继续发展。

至北宋灭亡前，稍微能遏制党争的，是后来被视为大奸臣的蔡京，支持且配合他的，是宋徽宗。

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登基不到两年的宋徽宗起用蔡京为相，并有意继续延续宋神宗及宋哲宗两代皇帝毕生坚持的变法，《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中记载：

七月……戊子，以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顿首谢曰：“敢不尽死!”

而得到宋徽宗授权的蔡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在推行自己的政策前，让所有的反对派闭嘴。

继续搞贬斥到地方那一套?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远远不够震慑反对派。

于是，蔡京在继续执行不杀士大夫的规则的情况下，想出了些狠辣的招数，并一一推行。

首先，他搞出个“元祐党籍碑”(“元祐”是宋哲宗的第一个年号，当时是旧党执政，并严厉打击新党)，把旧党以及他的部分政敌(其中包括部分新党，比如章惇)，全部打成奸臣，立碑刻名公告天下。

这是在明确告诉天下人，要支持皇帝和蔡宰相，就要反对、打击、抵制“元祐党人”，正大光明地要求别人站队。

同时，针对活着的和死了的“元祐党人”，蔡京对他们的打击，也是前所未有，连环三招让反对派从此不敢出声。

蔡京第一招，针对反对派的后人，反对派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他们的后人不得提拔为京官，《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中记载：

诏：“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硃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吕大防、刘安世、刘挚、苏轼、梁焘、李周、范纯仁、范祖禹、汪衍、汤戫、李清臣、丰稷、邹浩、张舜民子弟，并毋得官京师。”

这招很厉害了，不能成为京官，就永远失去了在政治顶层的话语权。

想反对蔡京的反对派就算不为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家族及后人考虑得失。

蔡京第二招，贬斥出去的反对派要分散安置，不能让他们扎堆，《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中记载：

臣僚上言：“元祐党人，朝廷近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共成党与，变更法度复为元祐者，伏望详酌施行。”于是诏……各于外州军居住，仍依陈乞宫观新格，不得同在一州……诏：“应责降安置及编管、羁管人，令所在州军依元符令常觉察，不得放出城。”

这是针对当初“熙宁变法”时，以司马光、富弼为首的反对派，扎堆躲在洛阳反对变法的旧事。

蔡京第三招，不准反对派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及学说，《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中记载：

蔡京第三招，不准反对派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及学说，《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中记载：

诏：“诸邪说诐行非先圣之书，并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犯者屏出。”

这一招是最狠的，是用法律的形式，让反对派彻底闭嘴，让他们的政治主张失去传播和传承的途径。

要想自己的学说能够传播和传承，好吧，请支持宋徽宗，请支持蔡宰相。

读书人哪个不想“立言”于世并传诸后世?这一招实在是打在了反对派士大夫们的七寸上。

“元祐党人碑”的建立，加上蔡京为让反对派闭嘴，陆续使出的这连环三招，让蔡京在朝堂上成为了一言堂。

当然，为了让自己的耳边少些唠叨，宋徽宗对此是大力支持的，没有皇帝的支持，蔡京也无法实施这些狠招。

所以，让保持着政治底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宋哲宗和章惇这两对君臣，都束手无策的反对派，就这样被宋徽宗和蔡京给压制了下去。

宋徽宗虽然最后在史书上的定论是昏君，但他执政时，皇权是高涨的，这一点，在他前面的北宋皇帝们，从宋真宗一直到宋哲宗，都远远不如他。

蔡京虽然是个奸臣，他推行的政策也不全是利国利民，但他当宰相时，权力是少有掣肘的。

而这一切的来源，就是始于宋徽宗和蔡京在崇宁元年时，搞出的三招压制反对派的政策。

可惜的是，政治天赋极高的宋徽宗和蔡京，并没有真正把他们的心思及才干全用在治国上。

最终，北宋还是发生了“靖康之变”，这一对配合默契的君臣，也被史书钉在了耻辱柱上。